【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李沛】

1888年，一本名为《向后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幻想小说在美国出版，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在一次催眠疗法中意外沉睡百年，于2000年苏醒，跟随李特医生（Dr. Leete）在“新美国”漫游，彼时，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美国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图景：三大差别消失，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贝拉米笔下的千禧年美国，生产力也得到极大发展，智能化、电动化深刻改变了社会：“（一切）均有机器作事，如作衣服、作饭洗衣等事皆用机器，不过须人管理耳。至于家家生火，未有用木炭及煤电均用电光”、“今一人所作之事可抵从前百人所作之事矣，愈见从前分利之人多，今日生利之人多也。”

这部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幻想小说，在镀金时代的美国引发巨大反响，与《汤姆大叔的小屋》、《宾虚》并称为十九世纪末美国三大畅销书，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催化剂。

小说问世仅3年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将其译介到了中国，取名《回头看纪略》，这是翻译为中文的第一部西方现代小说。其中描绘的大同之世“凡事皆归国家办理，不为自己计，全为众人计，遍国之人皆如兄弟”，深刻影响了东方社会的思想者们，催生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等启蒙经典。

（贝拉米作品很快又以《百年一觉》的书名出版，谭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学》中也倍加推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其日本译者堺利彦，也自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又陆续译介了《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堺利彦所创办的宇宙社（戈思摩俱乐部）等文化平台，吸纳了一大批东亚各国留日学生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火种在东方世界的最早传播者。

在戈思摩俱乐部，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留学生找到了自己苦苦求索的救亡真理。

这位有着战略眼光的年轻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正是在彭湃的积极奔走下，1924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亲自担任了第一届农讲所主任，1927年，彭湃又在海陆丰家乡发动起义，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苏维埃地方政权，在热火朝天的实践中，成长为了“农民运动大王”。

1929年8月，彭湃英勇就义，他澎湃激越的生命，止步于33岁，但其创造的农民运动诸多原则和方法，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伟业中仍将发挥经久的价值。

彭湃就义后，国民党方面并未停止对其家人的追杀，彭湃之子彭士禄，就在这种生与死之间的夹缝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直到1940年，15岁的彭士禄被接应到延安，才开始了较为稳定系统的学习和生活。

（8岁被捕入狱的彭士禄，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此时的彭士禄恐怕不会想到，对其后漫长曲折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他将做出无愧于父辈的杰出贡献。

中国人从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中脱困，一步步建设大同之世的征途，浓缩在了彭湃与彭士禄这对父子的人生轨迹中。

中国铸剑人

1956年，中苏两国签订了援建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主管核工业发展的第三机械工业部也正式成立（1958年更名为二机部），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为了加快技术吸收速度，一部分留苏学子也受命改换研究方向，进入苏联院校核技术相关专业学习。

彭士禄正是其中的一员。

那一年，完成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业，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秘密召至中国驻苏大使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陈赓大将接见了他，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简洁的对话：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1岁的彭士禄，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转行”，与30多位中国同学一道，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在这个许多现代都市青年已经感慨“中年危机”，老气横秋嘲讽“奋斗”的年纪，彭士禄却“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被安排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

两个月后，苏联援建的试验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一堆一器）在401所试运行成功，成为中国核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初步成型的标志，核技术的国防应用，也紧锣密鼓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6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最高领导人做了一锤定音的表态“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6月27日，尖端国防科研的实际主管者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提出“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待初步取得一些经验以后，再考虑原子飞机和原子火箭等问题。初步安排如下：一、以xx型潜艇的资料为基础，先设计试制xx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xx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为什么中国战略武器事业，会选择核潜艇为起步？

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最主流的战略武器投送手段，是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还未得到验证，甚至在50年代后半期，随着美苏两国国土防空网的完善，战略轰炸机的效能也大大下降，潜艇，特别是核动力潜艇，隐然成为这一时期战略威慑的最重要平台，携带大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可以跨越大洋，隐蔽进入敌国近海，突然上浮，对沿海数百公里纵深的目标实施突袭。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期间，搭载天狮星巡航导弹的美国巡洋舰，就在福建沿海实施了核讹诈作业，而行踪更隐蔽，生存力更高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是五十年代后期大国核威慑的重要战略平台。图为1960年服役的美国潜艇SSGN-587模型，它也搭载了“天狮星”）

也因此，为了改变“核威慑”中无还手之力的被动局面，核潜艇，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战略武器事业规划的第一根“打狗棍”。

1958年7月，代号09的核潜艇工程正式启动，彭士禄，就在这群为民族铸剑的先驱者之列。

1961年底，09工程原本规划的核潜艇下水时点，项目本身却由于经济和外交形势陷入困境，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二机部不得不将核武器研制列为“一线”任务力保，而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进度大为放缓，1963年正式明确“下马”。

在核潜艇工程暂时停顿的日子里，中央专委批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科研队伍（715所），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预研，彭士禄正是这支队伍的技术负责人，彭士禄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核潜艇工程存亡继绝的责任。

在彭士禄以身作则的模范领导下，这群来自不同工业部门，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以“屁股要圆、脑袋要尖”的精神，坐定冷板凳，苦练基本功，钻研专业知识，真正形成了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也成为未来中国核动力研究的“黄埔军校”。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曾这样回忆当年715所的氛围：“我这辈子感到那段时间真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精神状态非常好...彭士禄的威信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包括他后来领着我们来四川，在陆上模拟堆建造过程中的决断力。大家都服他！”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和两弹工程突破，核潜艇这一战略武器平台再度“上马”，中央专委明确了两步走的工程实施战略，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

显而易见，彭士禄领导的核动力研发，是核潜艇工程成败的关键。

在彭士禄的正确建议下，中央专委选定四川省夹江县，建设一座和艇用反应堆性能一致的陆上模式堆（196堆）进行测试，715所人马，也拖家带口搬进了这片荒凉的山沟，投入到火热的基地建设，这个代号909的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1970年8月30日，在彭士禄等909基地科研人员的见证下，196堆启堆试验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中国核动力发展自此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中国第一座实用核动力装置，196反应堆工程进展之顺利，在世界核工业历史上亦属罕见，彭士禄为这支队伍奠定的能力和作风，以及其作为总师在反应堆一、二回路等重大技术问题上的决断力，是创造这一工程奇迹的基础。

依靠陆上模式堆（196堆）提供的动力装置性能试验、验证数据，核潜艇工程进展顺利，短短数年后攻击、导弹核潜艇相继交付部队，实现了中央专委的既定战略规划，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海基核反击平台。

（一代核潜艇“四总师”合影，左二为彭士禄）

1979年，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工办联合发文，明确彭士禄为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一代核潜艇研制”于1985年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第一完成人，正是彭士禄。

在196堆的基础上，909基地（核动力院）输出的技术成果，直接衍生出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30千瓦压水堆，彭士禄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核电技术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