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江宇】

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

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

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

如果中国不是坚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靠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等措施，而是按照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融入全球体系，那么就不可能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并取得今天的成就。

王进喜和队友们在寒冷的大庆。资料图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

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暴露，西方经济学从科学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有人问：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现在资本主义还好好的呀！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至今还“垂而不死”，还有强大生命力？

答案很简单。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危机，仅仅是把危机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在国内建设“福利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其代价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尖锐的两极分化中，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则从来没有解决。

的确，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比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还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

对此，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理论家麦克莱伦认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表现在资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权、知识经济让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从而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欧洲出现了。

我国很多人也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再有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实现“趋同”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首先，是“二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过剩资本、资产泡沫进行了消耗，也削弱了过去的垄断资本集团，从而让二战之后的政府有条件采取措施约束资本、改善社会公平。

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就业、劳动者有保障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得不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是，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逐步减弱和消失，西方国家的资本特权迅速膨胀，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约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就再度出现了。这就证明，西方国家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短暂出现的资本和劳动处于均势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凯恩斯妥协”)，只是一系列条件下出现的偶然现象，而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其内在的矛盾。

再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样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历史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这条路没有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少数国家发达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大多数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危机，而仅仅是转移了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西方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证明，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