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宇】

据多个媒体报道，6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申纪兰同志有两个身份，是值得被历史记住的。

第一，她是第一到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是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见证人、亲历者。

第二，她是新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实践者。

这两个身份，即使只有一个，也足以被历史记住。何况申纪兰老人家集两个身份于一身。在建国七十周年前颁发的“共和国勋章”时，申纪兰老人排名第一。

这里重点谈谈申纪兰老人对“男女同工同酬”的贡献。

之所以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申纪兰老人家”，确实因为新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影响和惠及了每一个人。

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

申纪兰出生于1929年12月，山西平顺人。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文章，讲述了当年，申纪兰在平顺县西沟村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

1951年，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但遇到了一个难题：干同样的活儿，女社员得到的工分比男社员少。

申纪兰接受专访时曾回忆，“那时候男女不平等，在农社里干活挣工分，两个妇女还不顶一个男人。这样不行啊，妇女也要好好干”，申纪兰提议，男社员干什么，女社员也干什么，妇女们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比撒肥、比间苗、比锄苗，经过多次争取，女社员终于能够干一样的活儿得一样的工分，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当时没有意识到，西沟村妇女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巨大影响力，1954年，25岁的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观察者网注：在关于申纪兰的文章中，经常见到“男女同工同酬在1954年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说法，但这与历史不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1954年《宪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的相关表述接近，没有“同工同酬”的说法。

1978年《宪法》第五十三条：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婚姻自主。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七八宪法》中是首次增加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表述。）

1954年开始，申纪兰连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青年，到皱纹爬满额头的九旬老人，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因此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常青树”“活化石”。

“我是个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甚、盼甚”，申纪兰说，“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有了说话的权利。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66年代表生涯，她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领域，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群众利益的小事，山区交通建设、耕地保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干部选举、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等，不断得到采纳。有网友总结说，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长治到北京的列车、赤壁电站、青苗公路、长平高速等等，都是在申纪兰和其他人大代表的提议下实现的。

就在今年5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她建议将农村水电自供区尽快并入国家电网，对自供区的农网进行升级改造，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女性解放不仅惠及了女性，而且是今天中国取得发展成就的重要前提

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把妇女问题看作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直把妇女解放、性别平等放到实现全民族解放、全人类平等的宏伟目标下看待的。马克思主义把女性解放运动看作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认为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就认为：“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尺”。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就都能够转化为性别的不平等，使女性成为被压迫对象。

中国的女性解放，并非是单纯的妇女运动，而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展开的。妇女被侮辱和被压迫，是中华民族被侮辱被压迫的表现。也只有改变中华民族被侮辱被压迫的地位，妇女才能真正获得新生。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一直与反帝反封建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历练出了秋瑾、向警予、宋庆龄、邓颖超、江姐等一大批女性革命家与妇女运动先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走在了发展中国家前列，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明确在法律上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