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基贝尔接着指出，西方媒体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掩护”。他说，“这些媒体公然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断地非人化巴勒斯坦人，并宣传战争和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以促进种族灭绝，构成了煽动歧视、敌意和暴力。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压制人权捍卫者的声音，同时扩大亲以色列的宣传。 以色列游说团体正在骚扰和抹黑人权捍卫者，西方大学和雇主还与他们合作，惩罚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暴行的人。在这场种族灭绝之后，必须对这些人进行追责。”他在自己的X账号（原推特）上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基于这种情况，联合国本应采取更有原则和更有效行动，但其“偏离捍卫国际法、国际人权和《联合国宪章》核心职责”的反应，让莫基贝尔非常失望。

“我们并没有应对这一挑战。安全理事会的保护性执行权力再次受到美国顽固派的阻挠，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一句最轻微的批评遭到以色列方面的攻击……”莫基贝尔自嘲起来，“‘两国方案’已经成为联合国走廊里一个公开的笑话，因为它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人权。所谓的‘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机制更是不作为和屈从于残暴现状的遮羞布罢了。 ”

他在写给人权高专的这封信中还提到，联合国在巴以问题的“持续失能”，甚至让他产生了“信仰崩塌”的感受。

莫基贝尔写道，80年代他选择加入联合国，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原则并以规范为基准的组织，“当我的国家、政府机构和大部分美国媒体当时在支持南非种族隔离、以色列压迫并为其辩护时，联合国为这些受压迫的人民挺身而出。（当时）国际法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有人权。我们有原则。我们的权威源于我们的正直，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联合国的一些关键部门近几十年来屈服于美国的强权和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恐惧，放弃原则，不再坚守国际法，这让联合国损失惨重，尤其是该组织的全球信誉。而联合国的失败，更让巴勒斯坦人民付出最大的代价。

“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浩劫的同一年（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性讽刺。 从某种意义上说，《宣言》向所有人承诺了人权，除了巴勒斯坦人。 ”

莫基贝尔认为，联合国需要做出弥补的有许多，但“赎罪”的方式非常简单清楚，“最近几天，世界各地的人都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群众们挺身而出反对种族灭绝，甚至冒着被殴打和逮捕的危险，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们。”

他还强调，不管以色列游说团体如何抹黑，必须重申的是，批评以色列不是反犹主义，以色列必须对其罪行负全部责任，“当他们试图用污蔑来压制我们时，我们必须提高声音，而不是降低声音。 高级专员，我相信你会赞同这一点，这就是向权力表达真相的意义所在。”

莫基贝尔还在这封信中提出10点具体意见措施，包括放弃失败且不真诚的《奥斯陆协议》；正视巴以问题是一个实力不成比例的强大国家对另一原住民的种族殖民、迫害，而非所谓的土地或宗教冲突；支持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的世俗国家，终结种族隔离；倡导清除和销毁以色列的大量核武器和化学、生物武器；充分认识美西方不是可信的调停者，而是与以色列沆瀣一气的实际当事方……

他坦言，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数年时间，而且西方一定会在每一步都与他们争锋相对，因此联合国必须对此坚定不移。联合国迄今为止在巴勒斯坦的失败不能作为该组织落荒而逃的理由，反之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勇气，彻底放弃失败模式，全面拥抱一个更有原则的路线。

“如果我们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那些歪曲我们誓言要实现的正义愿景的宣传烟幕，有勇气放弃对强国的恐惧和敬畏，有意愿真正扛起人权与和平的大旗。 诚然，这是一项长期计划，也是一次陡峭的攀登。 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否则就会向难以言表的恐怖投降。”莫基贝尔在尾声处写道。

然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联合国人权机构发言人劳拉·盖尔伯特·德尔加多（Laura Gelbert Delgado）在声明中表示，这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的信件内容只是一名“退休人员”的个人观点，与该机构的主张存在一定距离。他还暗示莫基贝尔的离职与联合国对巴以问题的处理情况无关，“莫基贝尔于今年3月就已经向联合国通报了他即将退休的消息，他的离职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

《卫报》提到，对于莫希贝尔在离开重要的联合国职位时如此强势表态，各方反应不一。

人权观察组织的路易·夏博诺（Louis Charbonneau）表示，“你不必同意信中的所有内容，但可以看到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却令人沮丧的理由，即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联合国迷失了方向，部分原因是遭到了来自美国、以色列和一些其他国家政府的压力。现在让联合国调转船头还不算太晚，但他们需要尽快这么做。”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