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美国的开国元勋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1789年施行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时至今日，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哀求点燃了汹涌民愤，全美50个州上百个城市随后爆发游行示威，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抗议种族歧视问题。直到事件发生百余天后，有关游行仍在持续。

2021年5月25日，美国纽约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弗洛伊德的集会。（视觉中国）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国黑人百年来悲惨境遇的缩影。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种族主义颠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检视美各领域系统性种族歧视：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密切的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职场和整体经济环境中受到歧视。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这一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数多出约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发的愤怒不只来自黑人，已跨越种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犹太人对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驱动的右翼反犹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担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年度民调显示，2020年43%的在美犹太人认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认为反犹主义在美国是一个严重问题，该比率远高于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集会上打出美利坚邦联与纳粹德国的旗帜。（图自社交媒体）

美国国内对亚裔群体的欺凌也在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遭受羞辱甚至攻击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76%。从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组织接到了9000多起投诉报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目标，近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202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稿中将“冠状病毒”涂改成“中国（人）病毒”，被视为针对亚裔仇恨的“狗哨政治”。（图自盖蒂图片社）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00万例，累计死亡逾77万例，两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0777例，达到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国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远超“9·11”恐怖袭击事件丧生人数。11月末，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超过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国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数，也超过美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如果美国能够科学应对，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2020年4月，美国在纽约哈特岛上集中掩埋无人认领的新冠死者遗体。（视频截图）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发生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例仍高达22%。美民众消费信心大幅下滑，就业市场复苏放缓。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显著下调美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港口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通货膨胀率。今年10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连续6个月同比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5%，创2008年来最大涨幅。

疫情在美延宕，症结并非在于美国没有科学，而是不信科学、不用科学。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选举，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一门心思对外“甩锅”推责。美联邦与各州一盘散沙，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争斗。在这个大背景下，抗疫举措已被严重政治化，疫苗打与不打、口罩戴与不戴都成为了政党、民众争执的焦点，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国把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留给富人，放任贫穷者被剥夺社会保障，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因社会不公而变得落伍，这是民主偏差导致无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经典案例。斯坦福大学新闻网指出，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凸显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健康水平差距。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这揭示了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残酷现实。

美联储2021年10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美国收入在中间60%的“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过去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努尔·萨兹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资产增加了1.76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9.8%。排名前10%的美国富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近期的“大猩猩”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美国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声讨从未停止，但现状毫无改变。美国治理者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之下，资本优先、富人先行的社会规则更加横行。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在美国，媒体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记者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美国媒体虽然标榜独立于政治、为自由和真相服务，但早已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

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制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美国媒体不再是民主的“守门员”。媒体行业的“左右之争”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两党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与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导致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过80%的美国保守派选民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视为虚假消息，对媒体的信任呈偏向性。选民只听信特定媒体，无视国家层面沟通，大喊大叫、消极党争代替了冷静讨论和共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2021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指出，在对46个国家的92000名新闻消费者调查后发现，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排名垫底，受调查人群中仅有29%的民众信任媒体。

在传统媒体衰落的信息时代，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公众“新宠”，但也免不了复制传统媒体被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老路。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取流量，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起“信息茧房”，对提供的极端内容不加管控，从而导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严重。

2021年10月，前脸书公司员工豪根公布了数万份关于脸书公司内部运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脸书公司为了保持用户粘度，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攫取利润。脸书平台是社会极端分子的主要阵地，充斥着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约0.6%的暴力和煽动性言论得到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