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 周弋博】美国的消费者权益倡导组织Public Citizen于10月发布报告称，他们获得的多份泄露且未经修订的合同表明，辉瑞公司与购买疫苗国家签订的合同中包含大量“霸王条款”。

报告共列举6项辉瑞公司“霸凌”的条款，包括保留让签约国家保持沉默的权力、可以阻止签约国接受其他国家疫苗捐赠、通过仲裁解决纠纷、要求部分国家放弃主权豁免等内容。

Public Citizen称，辉瑞公司正通用这些条款强迫签约国保持沉默，“利用权力转移风险，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对于这一系列指控，业内专家向观察者网表示，从当前披露的几项合同内容来看，辉瑞的条款并不存在明显违反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内容。例如通过商事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手段这样的条款，就属于企业与主权国家订立合同时对自身权益的合理保障。

但这并不一定代表辉瑞公司的合同就是“平等合理的”。专家表示，对于掌握新冠疫苗这一紧俏商品和渴求疫苗以期恢复正常运转的国家而言，合同的谈判地位本就是不平等的，辉瑞也因此得以在合同中设计各种有利条款。相关签约国一旦利益受损，将很难通过仲裁程序捍卫权益。

专家表示，辉瑞的行为是在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谋求利润最大化，但这也是在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地位及其背后美国政府的霸权优势来收割相关国家财富，可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

美媒10月也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辉瑞公司的部分条款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并不少见，但对于主权资产担保的要求显然是“出格”了，在疫情期间还限制疫苗捐赠的要求也不利于抗击疫情。

六项争议条款

根据Public Citizen发布的报告，该组织分别列举了其认定的6类“辉瑞霸凌条款”。

Public Citizen发布的辉瑞公司“霸凌条款”报告

第一类为“让相关国家保持沉默”。辉瑞与巴西政府签订的疫苗合同中包含的附加条款，要求巴西政府不得就协议的存在、内容和条款做出任何公开声明，或在未经辉瑞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发表与辉瑞的关系。

类似条款也出现在辉瑞与美国、欧洲委员会的合同中，但这些合同中的保密协议同时约束合同双方。

第二类为“有权阻止各国接受其他国家捐赠疫苗”。如巴西政府被合同限制接受其他国家捐赠的辉瑞疫苗，也被限制在未经辉瑞许可的情况下从其他国家自行购买辉瑞疫苗。一旦违约，辉瑞有权立即终止协议，并可同时要求巴西政府支付合同剩余疫苗剂量的全款。

第三类为“知识产权豁免”，这出现在至少四个国家的合同，他们被要求“赔偿、捍卫辉瑞并使辉瑞免受伤害”，使其免受与疫苗知识产权相关的任何和所有诉讼、索赔以及连带的成本和费用。 Public Citizen声称这等同于“知识产权豁免”。

第四类则是“要求仲裁解决纠纷”。在与英国的合同中，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须按照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处理。而在与阿尔巴尼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的合同中，辉瑞则更进一步，规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将在国际商会适用纽约州法律，通过保密的仲裁程序而非公开诉讼解决。

在第五项“有权获得签约国国有资产”中，辉瑞要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放弃主权豁免，其中包括放弃“预防性扣押其任何资产的豁免权”。这也意味着，辉瑞有权要求这些国家将国有企业资产、海外资产等作为购买疫苗的担保。

最后，辉瑞还有权在关键决策上做决断，包括调整疫苗交付时间等。这一条款出现在辉瑞与巴西、阿尔巴尼亚和哥伦比亚的合同中。

辉瑞：无意干涉任何国家外交军事资产

对于这些争议条款，辉瑞公司也很快做出回应，并为合同内容做出辩护。

据《华盛顿邮报》10月19日报道，辉瑞公司发言人莎伦·卡斯蒂洛（Sharon Castillo）针对Public Citizen的报告回应称，保密条款是商业合同中的标准条款，“旨在帮助双方建立互信，并保护谈判期间交换的机密商业信息。”

卡斯蒂洛还就主权资产担保的问题做出回应，称辉瑞公司“绝无干涉任何国家外交、军事或文化重要资产的意图”，“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且具有误导性的”。

她也借这个机会替辉瑞公司做起了宣传，称辉瑞已经承诺采用分级定价的方式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价格，“已有9900万疫苗抵达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事实上，辉瑞条款早在今年年初就曾引起过争议。今年2月，一个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非政府组织“新闻调查局”曾发文称，他们早些时候与几个南美国家官员进行了接触，这几位“匿名官员”当时披露，辉瑞公司甚至曾要求他们用银行储备、军事基地及大使馆建筑作为担保。

该组织称，有匿名的南美国家官员就批评说，辉瑞的条款已经明显超出了其他疫苗公司的要求，给相关国家带来额外的麻烦，迫使他们聘请更多专业律师或通过一些复杂的法律来帮助辉瑞公司“免除责任”，而主权资产担保这样的条款更是“不同寻常的极端要求”。

而当时辉瑞公司给出的回应同样是“公司无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外交、军事或文化重要资产”。

辉瑞的争议条款符合国际惯例吗？

Public Citizen组织公布的这份报告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关注。一些外媒也很快就此事询问各国专家的看法。《华盛顿邮报》就援引专家的话称，报告列举的部分条款在商业活动中很常见，但也存在一些“过于极端”的要求。

报道称，通过商业仲裁而非公开诉讼解决纠纷、寻求法律保护等做法在类似的交易中不算少见。美国医疗智库“全球医疗保健创新加速联盟”主任茱莉亚·巴恩斯-怀斯（Julia Barnes-Weise）表示，制药公司时常会在合同中加入类似条款。

“制药公司对于疫苗销售通常存在一些担忧，特别是对于一种没有被批准的疫苗，他们担心自己可能要为疫苗采购后造成的损害负责。”怀斯说。

《华盛顿邮报》10月报道截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10月20日的报道中，则援引昆士兰大学生物技术和制药专家特伦特·芒罗（Trent Munro）的话解释了限制疫苗捐赠的条款。芒罗称，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影响疫苗效力的问题，“否则即使在公司无法控制分销的情况下，疫苗出现变质或失效的责任也会归于公司。”

不过这一条款显然是将公司利益置于全球抗疫的共同目标之上。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全球卫生中心主任苏瑞·穆恩（Suerie Moon）批评说，合同让辉瑞有权阻止疫苗捐赠的条款，“与尽快向需要疫苗的人提供疫苗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争议最大的要求相关国家“放弃主权豁免”的条款，则受到了多数专家的质疑。有美国专家就认为，尽管用资产作为担保在商业活动中并不少见，但辉瑞要求部分国家“放弃对预防性扣押任何资产的豁免权”的条款过于“出格”。

美国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专家劳伦斯·高斯汀（Lawrence Gostin）告诉《华盛顿邮报》，在与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达成的合同中要求放弃主权豁免的行为，“就像是该公司要求美国把大峡谷作为抵押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