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英国商会哈特曼：中欧对双方投资合作期待不同，中国在增加对欧洲的投资，也希望吸引欧洲国家投资，但欧盟正在出台政策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你如何看待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不同诉求？

刘大使：中欧贸易与投资合作机遇巨大。但重要的是，中欧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将彼此视为伙伴和机遇，还是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或“潜在敌对国家”？英国如何看待华为，实际上不仅是对待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而是关乎英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显然，英国对华为的决定受到“对华鹰派”和“反华势力”的压力。这些人把中国视为“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他们不信任中国，所以不信任中国企业。中方不希望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但现在英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了，加入了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行列。当一个国家把中国视为“潜在敌对国家”的时候，试问，我们怎么能与其正常做生意？

马什：请问，刘大使讲的意思是，外界不信任中国，中国难道没有任何责任吗？还是为了赢得更多信任，中国本可以做得更好？面对外界的不信任，中国该怎么做？

刘大使：那么好，我们就以华为为例谈信任问题。有人不信任华为，说其存在安全风险。华为主动斥资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该中心完全由英国人管理运营，华为没有派任何人。英方运营团队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华为产品安全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今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的原因，尽管英方为华为设定了35%的市场份额上限。华为还采取措施不断改进技术，以增强产品的安全性能，努力确保英国5G网络设施更安全、更具韧性。华为已竭尽所能，我看不到对华为还应有什么抱怨的地方。

摩根斯坦利莫戈达姆：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你提到欧洲和中国都支持WTO，但目前WTO面临僵局，你如何看待WTO改革问题？第二，你刚才提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规模很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不够多。你对如何扩大中欧服务贸易有何看法？

刘大使：关于WTO，中国支持以WTO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同时，中欧在有关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欧洲正确看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历时15年，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我们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矢志不渝融入国际秩序和多边机制。关于服务贸易，欧洲包括英国在内有自己的优势，中国有广阔市场，中欧经济互补性很强。我们欢迎更多欧洲企业对华拓展服务贸易合作。今年初，中国《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在开放服务业方面出台了很多新政策，外商投资服务业的许多限制被取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我们还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将面临更大商机。

非洲发展银行卡巴佐：新冠肺炎疫情将使非洲遭受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是否愿意在非洲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提供帮助，包括减免有关债务?

刘大使：中国始终视非洲为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我曾两次常驻非洲，对非洲怀有深厚感情。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克服经济困难。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中方还宣布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此外，中国还派出多支医疗队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急需物资。最近我在使馆还同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共同主办非洲抗疫视频座谈会，就加强中英非三方抗疫合作深入交流。

马什：在减免债务方面，中国是否会加入“巴黎俱乐部”?

刘大使：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中国已就债务减免问题加入多个多边安排。中国在通过双边渠道减免对外债务方面做了更多工作，因为这样做更有效、更直接。中国开展有关对外合作始终坚持平等开放透明，遵循市场规律和通行的国际规则，注重债务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专家努格：我想更多了解中国外交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变化。过去30年，中国外交一直保持耐心，但现在似乎正在失去耐心，是什么让中国决定采取更加急迫的方式应对外部问题？

刘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平深植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展得益于和平的外部环境，我们坚信中国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什么要改变这一状况呢？实际上，不是中国变了，而是有些国家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必须作出应对。在中美关系上，中方愿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但美国却执意向中方施压、妖魔化中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客频频污称“中国病毒”。究竟是谁变了？人们应该有客观判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大打“台湾牌”，扩大对台军售，企图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是美国想要改变现状，中国必须作出回应。在香港问题上，香港回归23年来，“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但去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反中乱港分子鼓吹“港独”、“自决”，公开挥舞英国、美国国旗，甚至邀请美军登陆香港、“解放香港”。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我们有充分理由采取必要果断措施，坚定维护“一国两制”。

英中贸协主席古沛勤爵士：中国与欧洲在相互了解上似乎存在巨大鸿沟。中国很了解欧洲，但欧洲包括英国似乎对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缺乏基本了解,尤其是欧洲决策者们似乎存在很大的对华“认知赤字”。请问刘大使，我们应该如何增加英国和欧洲的对华认知？

刘大使：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或许我下次演讲时可以再加上第五个赤字，即“认知赤字”。我同意你的看法。中欧之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确实需要加深了解。一些西方政客指责中国时总是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我对此指出，他们仅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小部分，更谈不上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以香港国安法为例，国际上有7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但反对的只有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的三分之一。我认为，解决“认知赤字”的有效办法是加强接触交流。我们需要更多的相互“挂钩”而非相互“脱钩”。我们鼓励中国和欧洲年轻人多交往、多沟通。现在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愿意到英国来学习。我希望英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张开双臂欢迎中国留学生来英学习。

野村证券安德鲁：我非常尊重中国反对干涉内政的立场。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对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英中都有共同关切。我们应如何理解不干涉问题？

刘大使：我认为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有足够的智慧来区分，什么是干涉内政，什么是善意的建议。当外界关注中国环境问题时，我们欢迎有助于中国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当然能够分清哪些是真心帮助中国的建议，哪些是企图蓄意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把西方意志和模式强加给中国的言行。正如中方多次重申的，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蒙特罗斯商务咨询公司麦克雷：刘大使，你讲到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决定将会损害双方互信。或许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重建信任，比如中方是否愿意让世卫组织专家调查武汉实验室、能否明确承认在南海航行自由原则、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否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刘大使：关于抗疫问题，中国一直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中国是第一个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的国家，是第一个同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基因测序的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隐瞒，反而是有的国家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现在世卫组织已派遣专家赴华，与中国专家一起就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进行科学规划。但我们应该明确两点，一是病毒溯源工作应该以科学为基础，而不是政治操弄；二是评估要包括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中国。

关于南海航行自由，中方一贯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中国60%的石油供应经过南海，我们比任何国家都关心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正同域内国家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继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现在南海形势总体平稳，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域外国家派遣军舰到南海挑战中国领土主权，破坏地区稳定。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致力于和平统一，这一原则立场没有变。我推荐你读一读不久前我在《中国日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我们愿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一贯坚持和平统一政策。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一进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