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和宿舍

三星对员工的工作时间管理并不局限在工厂范围之内，被包装成员工福利的“班车”和“员工宿舍”成了三星管理员工的核心手段。

三星电子越南北宁工厂的工人迪安（化名，21岁）和印度诺伊达工厂的工人莫迪（化名，21岁）每天早晨6点30分从家出发，乘坐7点出发的班车前往工厂。北宁工厂和诺伊达工厂都位于距离当地首都40-50分车程的地方，三星的班车是唯一的上下班交通工具。三星班车每天早晨和夜晚在固定时间从固定点发车，必须乘坐三星班车的工人只能根据班车时间来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即便已经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工人也只能等到班车发车时间，才能离开工厂，迟到和早退的问题更是不可能出现。迪安说，“我们像一个队伍一样活动，无法一个人做出行动，如果时间有剩余，就只能加班”。

印度诺伊达工厂周围张贴的三星电子招聘广告（图自《韩民族日报》）

撰写2017年越南三星电子工厂劳动环境报告书的越南劳动组织研究院特别谈到班车制度，表示“另外几家跨国企业也开始效仿三星引进班车系统，使劳动者在工作任务完成后也无法离开，只能做更多工作，等待班车发车。在工厂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就只能通过多加一些班赚钱。这是一种强制使劳动者接受加班系统的恶劣方法，严重剥夺了劳动者的想象力”。

在宿舍，员工更是24小时接受着公司的严密监视。三星越南北宁工厂的一个工人说，“一间宿舍里往往住着很多工作时间不同的工人，下班回到宿舍，总有人在休息，只能安安静静地”。而且在宿舍的公共空间，监控摄像头24小时处于开启状态。越南劳动组织研究院表示，“三星为什么优先录用需要住在职工宿舍的外来工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星的职工宿舍也是公司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生产效率而完全控制员工时间的一个机制，这样做使员工在住宿上也完全依靠公司，从而无从产生反抗公司的念头”。

三星的工人和工厂周围的居民普遍表示，三星在录用工人时，优先考虑需要搭乘三星班车或者需要住在员工宿舍外地务工人员。在三星工厂门口面向工厂工人经营露天摊的一位北宁居民说，“三星不录用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北宁本地人，北宁人进不去”。

“最好企业”的最低工资

亚洲三国三星电子工厂的工人普遍拿着比本国最低工资还低，或者略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却要把所有生命和时间奉献给三星。三星喜欢雇佣不易生病、身体不易出问题的20岁前后年轻人，然后无情把他们抛弃。印度实习工的平均月薪只有14.1912万韩元，远远比不上准熟练工1.54万卢比（合26.2万韩元）的最低工资。

在距离数百公里的地方同时为三星工厂工作的越南人迪安和印度人莫迪都与不同的同事住在一起生活。身为实习工的莫迪加上加班补贴，一个月的收入一共只有9000卢比（约合15万韩元），就连一个没有床铺的房间租金，他一个人也无力承担。因此，他只能和两个同事一起分摊5000卢比的月租。每次在他上班后，就会有刚交班回来的同事躺在他刚刚睡过的地方休息。每当拖着疲惫的躯体去工作时，莫迪都会想起三星面试官当初问他的问题：“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家庭情况怎么样”？莫迪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家庭贫穷，除了拼命工作别无依靠，三星才选择了自己。

劳动的三星化

记者在越南河内遇到的一位国际劳动组织相关人士说，“三星的经营风格是跨国企业之间追求 ‘最底线竞争’的方式”，“三星进入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只要三星工厂进驻，就会在该地区形成国际最低标准，根据相关国家法律规定的最底线对劳动者进行驯服和管理，这就是三星经营的核心”。他说，“从国际观点来看，这一过程被称为 ‘劳动的三星化’，三星只会进驻到能够使用这种经营方式的国家”。“劳动的三星化”是一种无视劳动者人权，而仅仅把劳动者视为一种“廉价人”的旧时代经营方式。也就是说，三星不断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韩国社会使用过的方式照搬到发展中国家。

三星电子一年销售额高达243.77万亿韩元，营业利润达到58.89万亿韩元（2018年为准）。其中手机销售额达到100.68万亿韩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86.29万亿韩元。但迄今为止，三星工厂的一些工人依然过着“因为没钱而不吃晚饭”的生活。记者在印尼见到的一位工人运动家表示，“我们甚至需要创造一个持久的概念来解释三星制造的这种榨取和巨大差距”。三星在全球所拥有的“金钱权力”都来自亚洲青年劳动者的泪水、汗水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