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观察者网郭涵】

本周，围绕美国、加拿大政府扣留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的闹剧越演越烈。据最新消息，加拿大法院已准许孟晚舟女士获得保释。

美国提出“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的逮捕理由，却拿不出实际证据。此举亦引发来自其他国家与美国国内的质疑与批评。

《世界报业辛迪加》11日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文章，他认为美国政府此番做法，如因公司行为（有证据前提下）逮捕高管以及本国法律的“域外管辖”，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制裁华为是美国发动对中国“经济战争”的一部分，可美国却选择性地利用与忽视国际法，已经失信于世界。

萨克斯的专长是发展经济学，曾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休克疗法”，并在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等国实施。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仅供参考。

萨克斯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的文章标题：对华为的战争

在中美矛盾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女士的举动非常危险。美、加有关方面选在孟女士于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进行逮捕，此举近乎是“美国向中国企业界的宣战书”。正在全球各地旅行的美国商业人士也因此被置于危险境地。

美国很少因某家公司（不论是美国还是外国）犯下的罪行而单独逮捕某位高管。通常，公司经理会因其个人犯罪（比如私吞公款、受贿或者暴力行为）而非公司的不当行为被逮捕。除非证据确凿，管理层不应替公司承担刑事指控。

何况，美国政府没有理会本国几十位涉嫌犯罪的首席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而是先拿一位世界知名中企的高管开刀，这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界与公众赤裸裸的挑衅。

美国声称拘捕的理由是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可多年来因此受罚的美国或外国公司不胜枚举。比如2011年，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因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与苏丹的制裁而支付8830万美元罚金，但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并未因此被拘捕。

除了摩根大通，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24家各国金融机构曾因违反美国的制裁法令而被迫支付罚金，其中著名的包括美国银行、富国银行、三菱日联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集团、德国商业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等等。

这些机构来自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却没有一家的总裁或是首席财务被拘捕。所有的案例都是企业而非个人承担责任。其中有些美国的银行因2008年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当操作，至今已被罚2430亿美元。

孟晚舟女士当地时间12月11日下午获得保释

总而言之，对孟女士的逮捕有违常例，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要调查某家公司总裁或是首席财务官，请先从本国的企业开始，不要采取如今这种虚伪手段，把自私包装成道德高地，还冒着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风险。

很明显，美方对孟女士的行动其实是特朗普政府更大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向中国征关税、限制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出口、阻止中企收购欧美技术企业而伤害中国经济。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经济层面上针对中国的一场战争，还是被非常鲁莽地挑起。

华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也是特朗普政府迟滞、阻止中国进军各项高科技领域的绝好目标。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中有两个目的，一是商业考量——偏袒并保护竞争中落入下风的美国公司——二是地缘政治。但不管怎么说，遵守国际法并不在美国考虑之中。

美国如今瞄准华为，恰恰是因为该公司在全球顶尖的5G技术上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声称华为的硬件与软件中暗藏监视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至今没能拿出证据。

这种态度可以从《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找到依据。其作者先是承认，要想找出华为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把柄“如同大海捞针”，又干脆说“你冒不起把自己的安全交给潜在对手的风险”。换句话说，哪怕人们找不出华为的黑点，依然可以将其“拉黑”。

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图源：视觉中国

当全球贸易规则妨碍到特朗普政府时，他们的回应是将规则一脚踢开。正如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布鲁塞尔说的那样，“这届政府正‘合法地’退出或是重新谈判那些‘过时’、妨害美国与盟友利益的条约、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安排”。但早在退出之前，美国就已经通过鲁莽、单边的行为破坏这些协定了。

对孟女士的拘捕是基于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求各国不得与第三国（如古巴、伊朗）进行交易，这被视作史无前例的挑衅。如果中国政府规定美国公司什么时候可以与谁做交易，美国政府断然不会接受。

对华为这样的非政府实体进行制裁不该由一国单方面实施，而是基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协议。作为2015年伊核协议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条决议明确要求，各国应取消对伊朗的制裁。然而现在，全世界唯美国一家在反对安理会的决议。今天对国际法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既不是华为也不是中国——而是特朗普政府。

本文作者萨克斯是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因上世纪80年代提出“休克疗法”而知名

本文作者杰弗瑞·萨克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教授，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休克疗法”，并帮助玻利维亚、波兰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法。他曾担任过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潘基文的特别顾问，以及联合国千年计划总负责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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