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郭涵】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10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中美关系的危机》一文，阐述了他对两国关系遭遇危机的看法。其中提到，当前的贸易战被认为是美国用综合性手段阻截中国崛起。特朗普政府虽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却并不清楚自身想达到的目标。中美关系未来还是应围绕受控的竞争、有限的合作展开。

理查德·哈斯博士（Dr. Richard N. Haass） 来源：NNBD

哈斯记述了他上周与一位中国政府高官的会面，对方当面向他表达了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四日演讲的不满，形容那是“无视双方四十年来的共同努力与中国取得的成就”，“可与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演说’相提并论”。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当下发动贸易战是意在通过一些列综合性手段阻截中国崛起，比如制裁中俄军售，与台湾关系密切，南海巡航。特朗普政府是出于战略而非经济目的发动贸易战。

哈斯承认，彭斯副总统的那篇演讲是几十年来未见、来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全方面与强烈的批评。有些指控有待商榷，有些则毫无根据。不过，这篇讲稿是基于2017年12月那份将中俄列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来，其对中国的批评其实在近年来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美国国内两党的讨论中并不鲜见。

美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部分，第一是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就在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问题、政府补贴与“操纵汇率”等问题上违背了世贸组织的精神与规定。第二是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带来美国人期待的国内政治改变。第三，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中国在南海所谓的“单方面军事化”，在东海单方面设立“防空识别区”并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展开对峙。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美国眼里更像是一个意在增加全球影响力与介入能力的地缘经济计谋。

哈斯回顾了二战后中美关系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不承认中共，不但在内战中向国民党出钱出枪，支持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当局，还在朝鲜战争中与新中国直接交手。两国围绕台湾的矛盾积重难返，以至于在1954美国曾认真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后在盟友介入下作罢。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面 来源：美联社

第二个阶段始于1960年代末，美国发现中苏关系逐渐恶化。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态度，尼克松与基辛格利用了中苏之间的嫌隙，促成中美建交，还在阿富汗共同对抗苏联。这一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作古。

中美关系第三阶段的动力源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两国间日渐频繁的经济交往。双方都希望打开对方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也随之开始腾飞。

哈斯承认，许多美国人希望与中国的交往能够使其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开放，并放弃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但美国的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良好的愿景之上”。美国为了对冲中国成为战略对手的可能，也加强了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并通过维持在亚太的海空军存在来展现美国的决心。

华盛顿现在的共识似乎是，中美关系的第三阶段如今已接近尾声。原本融洽的经贸关系成为了两国之间摩擦的主要来源。即便是在朝鲜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哈斯称如今很难想象，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体的中国，会仅满足于在美国设计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2005年语）。何况这套自由民主秩序本身也在“快速衰落”，并无力应对如气候变化与网络安全等新议题。不同于他的历届前任，特朗普政权认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四阶段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尚无定论。不少人猜测它将意味着新冷战，但冷战是一个可能的（也不受欢迎的）结果，并不是一份战略。

哈斯给出的建议是，未来应聚焦于管控两国间的重要分歧。至少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方式已经行之有效四十余载，也适合南海问题。各方最好在“最终地位”问题上模糊化处理，避免采取会触发危机的单方面行动。

在其他的领域，美国只能不得不接受现在的中国。一位中方官员向他表示：“随着中国步入中产阶级国家行列，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舵手，我们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依然会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保持相当大的（也许部分减少的）国家角色。相比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应专注其影响力更大的方面，也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哈斯提出，试图吓唬中国完全不现实，因为这将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冲动，使两国关系走上迎头相撞的轨道。他认为美国避免直接冲突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能得到的国际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他的作为削弱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还拒绝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者本可以向中国施压以推动进一步经济改革。这种战略上的前后矛盾完全不符合美国利益。

最后，哈斯认为不应放弃有选择的合作，比如在朝鲜问题、下一次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改革WTO、为网络空间立规等议题，中美合作必不可少。美国也不应出于战略竞争的考虑而挟持有潜在合作空间的议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马修·波廷格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无需成为“四字箴言”。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受管控的竞争与有限的合作。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只是走了一条对抗性的路线，却没澄清他想实现的目标。这就无视了克劳塞维茨的审慎建议，即一场战役只应被视作“达成一场战争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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