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神鲸科技号9月4日报道，日本从冷战初期就介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电子产业分工，并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出口美国赚到了钱，并扩展到其他电子产品。到了集成电路时代，日本也没落下，一方面通过高额关税和严格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半导体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获得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后进国家要获取先进国家的技术总是不容易的）。

在1971年，日本计算器占据了美国80%的市场。1972年，美国拒绝给日本提供核心的IC集成电路，逼得日本企业大规模退出美国市场，这也刺激日本大规模投入研发，并在存储器领域取得突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下半场的故事则完全反过来，日本从半导体产业巅峰衰落也花了30年。这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从大的政治气候上说，冷战结束，美国对日本的依赖下降。经济上，日元大幅升值也影响了存储器的销售。产业竞争上说，日本存储器当时太强了，美国几大半导体厂商完全没法与日本相比，于是采取了扶韩抑日的策略。

日本国内，通产省因为之前在存储器领域产业政策的成功（其实这种成功也建立在各公司激烈竞争的基础之上，但政府总结的时候总会倾向于把功劳归结于自己的产业政策），发起了无数个官产学项目和产业政策，押注多个方向，但还是未能挽回颓势。

“凡是能够促进企业学习和竞争的政策，大多都有证明效果。但是如果简单依靠规模效应，强行合并企业，减少竞争，希望凭借卡特尔就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政策都失败了。”荣大一姐如是总结。

如今我们回过头再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失败当然不是仅仅只有外因，日本半导体公司自身的结构僵化，不能适应迅猛发展的电子产业的变化规律恐怕才是日本电子产业衰败的原因。其中教训，值得多多思考。

日本的失败首先是产品的失败。日本在存储器领域被韩国赶超自然有韩国以三星为首的半导体厂商豪赌以及美国扶持的因素，但从日本半导体公司自身来看，则是没有看清全球电子产业从大型机向小型机发展的趋势。日本存储器讲求经久耐用，这一点在大型机时代是有道理的，而到了小型机时代，消费电子崛起，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不需要那么经久耐用，日本的精益求精反而成为了包袱。

而韩国和台湾企业则更追求快速周转，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存储器。日本对这种全新的市场态势完全没有了解，也没有市场营销人员能在内部纠正传统生产制造部门的错误偏好，这些都是导致日本存储器业务被赶超的因素。

在生产方式上，日本也没能赶上全球半导体设计和生产水平分工的潮流。半导体产业中芯片设计和制造类似于出版社和印刷厂。出版社讲究的是出书的质量，印刷厂则是需要大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印刷数量来填充其产能。在芯片行业也是类似。

芯片设计和芯片生产部门所追求的内容完全不一样，设计公司要求设计更高性能的芯片，对人员要求是高精尖，而生产部门则要求有持续不断的生产任务来提高开工率，以快速收回成本并投入下一代生产技术研发，这就使得设计和生产分开成为了可能，Fabless设计公司和代工厂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出现了台积电等公司，承接芯片生产任务。日本公司一开始是看不起代工企业，认为其技术落后。但代工企业因为其商业模式的先进性，可以接受各种设计公司的订单，使得其产能利用率大幅高于垂直整合的芯片公司，实现资金快速回笼，然后投资下一代技术，通过这种不断的升级，其技术逐渐领先于传统芯片公司。代工企业又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了横向垄断，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护城河。日本芯片公司一直不能放弃对“工厂”的迷思，又因为其资本结构，更加关注运行成本，对设备折旧不敏感，所以一直不能实现将设计和制造分离，终于错失了整个半导体行业垂直分工的大潮，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失败。

日本的第三个失败是标准的失败。这一波信息产业浪潮基本可以说是全面数字化浪潮。

在电视机领域，模拟电视转向数字电视。日本在电视领域，更追求画质等因素，美国则是追求“更加多样的服务”，力主数字化。

在广电领域，日本和中国一样，排斥技术革新，不愿和互联网整合，这样也导致其产业道路越走越窄。

在通信领域，传统的模拟通信很快被数字通信全面取代，无线通信也快速冲击了传统的电话通信方式。日本在通信领域则不幸成为了先烈，其2G时代独特的通信制式让外国企业无法进入的同时，也让本国手机无法销售到海外。

这种新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数字通信技术发展到3G时代的时候终于扛不住了，iPhone横扫日本手机市场，传统手机厂商终于活不下去了，智能手机市场又没有发展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全军溃败。在计算机领域，日本也因为其独特的文字处理机导致其偏离了全球标准化的主航道，文字处理机因为其性价比高一直更受欢迎，也因此日本厂商更坚持自己特有的规格。等到个人计算机因为全球出货量的原因大幅降价的时候，本土厂商的坚持也失去了意义。

日本的第四个失败则是其公司治理模式的失败。日本企业从欧美引入技术，从银行借来资金，这是日本企业的一种常用策略。这就导致企业对银行极其依赖，而对股东回报甚少，只要企业能维持，股东回报并不重要，甚至因为税率的原因，高回报还需要多交税，企业没有动力去提高其盈利水平。这也支持了日本企业纵向联合型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对股东利益的漠视也使得企业成为了一个个大恐龙，在行业面临巨变的时候失去了调整能力，不能通过资产重新组合来适应新形势。

反观美国，则是不断面临股东回报的压力。Intel在80年代眼看无法在存储器领域赶上日本，于是有了安迪格鲁夫和摩尔的那段著名对话：

格鲁夫问摩尔：“如果我们被踢出董事会，他们找个新的首席执行官，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戈登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死死地盯着他说道：“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

这样的对话在日本公司里很难发生，因为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依赖于银行贷款和大企业集团交叉持股，经理人们不用面对来自董事会的巨大压力。日本是期望几棵大树撑起整片森林，然后照料好这几棵大树。

而美国则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压力不断砍掉生病或弱小的树，让更多有潜力的小树能长成大树。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巨大的浪费，也出现了安然造假事件，但这么多年过去，美国的这一套机制强大的纠错能力保持了整个森林的活力，其创新能力仍然是全球第一。日本则在这一波数字化浪潮中掉了队。

日本电子产业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在材料等领域仍然是强国。鉴于时间和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论述了， 殷鉴不远，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