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在“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可以从地方直通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您的观察中，这套系统近年来发挥了哪些作用？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这套直报系统的运作，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

胡善联：直报系统其实在2003年以后就建立起来了。当时“非典”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大家就开始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快地把基层的一些信息传递上去。

基层传染病信息的上报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卫生防疫系统的固定监测点上报信息。比如说在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就会在很多医疗机构设定监测点 （发热门诊），当发生流行性感冒、发热病人大量增加后，就需要警惕可能到来的流行性感冒疫情。

第二种就是在“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直报系统。我们国家在没有发展起这套信息系统最早的时候，以上海为例，每个传染病人都要填写一份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由各个区域的卫生防疫站送到市卫生防疫站，再由市卫生防疫站统计了以后，逐级上报国家卫生部。这整个过程耗时是比较长的，差不多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才能够汇总全月的发病情况。

在网络直报系统建立了以后，基层发现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以后，就可以直接报到当地疾控系统，然后省市疾控系统又可以快速地向上报告。所以，在2016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在“互联网+智慧医疗”的分论坛上介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应该说，这套覆盖全国的网络系统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为传染病的快速上报、疫情的分析研判提供了保障。比如当我国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时，基层就很快地进行了报告。相关农业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捕杀活禽，禁止活禽交易。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作为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认证专家组的成员，我们在青海地区发现了两例从印度传入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发现情况之后，地方立即上报，中央很快就知道了，于是便在当地布置应急免疫接种工作，采取了让儿童服用糖丸疫苗等防控措施，这样有效地把输入型脊髓灰质炎控制住了。此外，最近在北京还出现了两例从内蒙古自治区输入的鼠疫病例。像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直报系统迅速了解情况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一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

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一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

2月4日，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武汉火神山医院病房。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在以往的报道中，您多次呼吁公共卫生重在预防。包括像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也有观点认为可能会在未来与人类长期共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具体该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卫生预防呢？

胡善联：“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国家在不断修改卫生工作方针，但“预防为主”这一点一直是得到强调的。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预防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从源头抓起，做好早期预防工作，那么疫情可能就不会产生像今天这么大的影响。防患于未然，正是这次疫情为我们总结的一个教训。

我们常说：“财神跟着瘟神走。”2003年，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取得了成绩。但随着“非典”淡出记忆，大家在卫生预防上就又有些大意了。在这次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今后在这方面要更多地投入。所以，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将更完善，更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