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介入

这时，很多人肯定还感到纳闷，另一个主角——美国总统奥巴马哪去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登场嘛。别急，他马上就出场了。

前面说了，CFIUS会视情况上报总统，它这回确实这么做了。奥巴马在收到CFIUS的报告后干了两件事:

一：发出总统令，支持CFIUS的裁决，并授权CFIUS调查所有涉案公司账目、通信往来、企业备忘录、办公设备、电脑数据、软件的权力；还可以约谈所有涉案公司的员工和管理层；并授权司法部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执行该总统令。

二：撤销CFIUS之前发出的禁令，因为CFIUS的相关决定已被奥巴马总统令所取代。这是自1990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否决一桩中国收购案22年后，美国总统再次直接出面叫停外资收购。

由于CFIUS的禁令不复存在，导致罗尔斯失去了原先的起诉对象，于是乎，2012年10月1日，罗尔斯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提交诉状，直接将美国总统列为被告。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2014年7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合议庭做出裁决，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总统令，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程序正义，剥夺了罗尔斯在该项目中的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法庭判决美国政府需要向罗尔斯提供相应的程序正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裁决只是指奥巴马支持CFIUS裁决的总统令错了，并不是宣布禁止罗尔斯收购行为的行为违法。原来，在此案中，美国政府自身出现了程序性的错误。

程序正义在美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重要性远远大于事实正义。如果程序出了错，美国司法机关往往宁可废除一个合理的决议、判决，也要维护程序的严肃性。

此案中，美国政府未提及具体的原因和评估的手段，也没有给予罗尔斯公司辩驳的机会。罗尔斯公司据此认为这违犯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财产”的部分。

不过美国当局在之前的中海油、中航技进出口等案例中，也没有提及具体原因和评估手段，为何对罗尔斯就不可以？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冷哲就曾刊文认为，罗尔斯公司具有的优势就是——它是一家美国私营公司。他表示：“美国文化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国有公司总是十分警惕。外国公司来投资，只要是国有公司就已经有了原罪。”

私人公司自然就不同了，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这自然犯了大忌。再加上奥巴马向来喜欢随意发号施令，这一判决也未必没有美国的司法权对行政权敲打的因素在内。

不过，当时的判决并没有逆转罗尔斯公司的不利局面。因为判决只是指出程序上有错。奥巴马政府完全可以重开审议，允许罗尔斯申辩，然后再公布理由和依据再次否决该项目。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让美国政府作出改变几乎不可能。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拖下去，官司旷日持久，司法成本巨大。奥巴马政府在程序正义上输了一招，怎么也扳不回来，面子上非常不好看；而罗尔斯公司则仍将蒙受巨额经济损失。

所以，一个需要找面子，一个需要拿回投资，双方坐下来和解似乎成为唯一可行的法子。这便造就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谁输谁赢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了，奥巴马和美国政府赢了吗？表面上看似乎是奥巴马政府输了，它最终妥协了。虽然授权CFIUS和总统审查外商投资的《国防生产法案》中明确规定：“总统所采取的行为不适用于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但是总统令所基于的CFIUS的禁令，其程序错误几乎无可辩驳，罗尔斯撤销指控自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何况，奥巴马政府的这一妥协还能带来意外之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企业告赢总统成为某些人口中美国模范榜样的又一例证，让他们欢呼雀跃，有的网友评论说：“如果这个官司放在中国，会赢吗？”看来，美国政府输了面子，但似乎也有“意外之喜”。

而三一集团和罗尔斯呢？迫使美国政府撤回了总统令，并可以将风电项目可以转让给中意的买家，大大赢得了面子，看起来是胜利了。正如向文波5日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此次和解，反映了或者标志着三一在美国起诉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取得完美的结局，或者说彻底的胜利。因为这个判决的下达，事实上说明，三一重工在美国的这项投资并没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三一在美国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而且，这项判决，也为三一风电在美国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但是，俄勒冈风电项目的投资彻底泡汤也是事实，三年里，原本投产可以获得的经济收益都化为乌有，停工损失巨大，美国政府的税收返还也无从谈起，而这些还不包括法律成本。况且这一结果让三一自己都有些意外，正如事后三一总裁向文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过程比结果重要，事先没有考虑到有结果。”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当然，如果三一集团和罗尔斯选择不和解，官司一直打下去，可以肯定最终禁令仍将被确认，那所有的经济损失几乎无法挽回。选择和解而且还可以将资产出售给自己指定的下家，无疑是三一和罗尔斯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不过，其他中国企业或许能够从本案中受益。因为这一和解案例首次质疑了美国政府在外商投资领域的“秘密审查”程序，或许能够逼迫CFIUS在未来对其他中国企业的审查中更加公开透明，使得中国企业获得更为公平的投资环境。当然，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经营，也应在投资合作先期就先摸清游戏规则，规避相关风险，做好法律环境的评估。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也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恐怕才是本案最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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