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央日报》讯：日商住友合资会社和广西省政府合办中日公司，开发锰、铁、锡等矿产，在台湾高雄设办事处，运台制炼。

北平记者公会举行北平新闻记者救国联合会第二次筹备大会，决定命名为“北平新闻记者救国联合会”，以联络同志，争取言论自由及促进中华民族解放为宗旨，并推出参加华北民众救国会代表2名。

华北各界民众救国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平津8团体派代表参加。

北平学联为天津北洋工学院爱国学生被捕发表宣言声援。

红2、6军团占领黔西。

1937年2月3日

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一部掉转枪口，开回潼关，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惊恐万状，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除对应、孙进行严厉批评外，并征得杨虎城、于学忠同意，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3人送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在周恩来支持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才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的悲剧。

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

刘多荃和缪澄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说服东北军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王以哲被杀后，红军代表团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并表示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

周恩来在王以哲灵堂尚未设好时，就亲率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家属及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

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检察官“申请”裁定自1937年2月4日起对“七君子"事，延长侦查两个月。

1938年2月3日

广田外相在众议院宣称：“中国国内现在并无日军承认的中央政府，中日两国现已处于战争状态。”

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电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一、不得越过黄河线作战；二、将来114师团编入贵军时，置于平津地区待命，以备大本营使用；三、第5师团应在胶济路沿线，以便必要时由海路迅速调往其他方面。为此，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长下山大佐电参谋本部第2课长河边大佐，“请准予保有行动之余地”。

国民党中常委会决定于3月29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周恩来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八路军129师召开干部会。此时是“后方开会议大事，前方打小仗”。

冀鲁边人民游击队攻克盐山县城，中共冀省边工委书记于文彬在战斗中牺牲。

北平日领事馆通知各国驻平使馆，要求居留长江以北、中国海岸线以西，自青岛、兖州至太原以南区域内之侨民，即日起撤退。上海日领也通知外侨撤退，居住上海外国人员须于住所悬挂标志，并将地址通知日方。

1939年2月3日

伪满发行第二次兴业债券1000万元。

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张经武等也出席。沈提出山东纵队的防线暂划在津浦路东侧的滕县、泗水、宁阳等地区，放弃原有阵地，取消地方武装，不准许自筹给养，经济粮秣一律“统筹统支”。为八路军代表拒绝。

四川资阳农民3000余人抗拉丁、抗捐税进行暴动，杀死全县18个联保主任中的17个。县长派保安队镇压，打死打伤农民700余人。

1940年2月3日

日军攻占绥远省黄河后套之五原。

第二军在广西桂南会战中遭日军击溃，郑作民所率领的第九师溃退时，在位处广西上林的师部内遭日军炮击阵亡。

石友三部配合日军500人，向冀南解放区广宗东北地区进行“扫荡”。八路军总部令冀中、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在冀南军区统一指挥下，进行卫（河）东战役。

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4人为参政会华北视察团事件，致电国民参政会，揭露顽固派阴谋，指出国民党当局御用视察团前来各省“搜集”摩擦材料，以证明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然后携往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应，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指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我决心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皖南部队准备在国民党许可下移至皖东。

生活书店宜川营业处被封。5日衡阳分店也被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