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100个故事”之六

贝特兰著《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左）《华北前线》（右）

（来源：《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陕西省档案局，下同）

“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是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发出的由衷感叹。

1936年12月12日，贝特兰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马上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报道良机。作为一名记者，他迫切地希望自己去往前线，为世界带来“真实的声音”。在斯诺帮助下，贝特兰到达西安，历时44天报道，是唯一一位深入事变现场、报道危机直至终场的西方记者，并于1937年迅速出版了《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客观公正地揭示了这次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成为唯一一本外国人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

在书中，贝特兰原原本本再现了西安事变主要人物的言论与思想。杨虎城在接受他采访时，铿锵有力地说：“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切党派利益都必须退居其后，都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目前在中国，它完全能够得到实现。”

“统一战线”的口号使贝特兰兴奋不已，他到处做演讲，发表演说，参加对事变的宣传工作，并与史沫特莱一道，主持了西安电台的对外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贪得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全中国抗日运动，特别是西北军抗日运动之最尖锐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是真正勇于担当的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贝特兰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爆发的第四天即从日本回到中国采访。“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中国人民只有两条行动之路：屈服或是战争……‘中间路’原来并不存在，它只是类乎延缓屈服而已。”他以观察家的独到眼光指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西北。”随后独自前往延安采访。

延安给他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进步的实验区”的印象。在数次交流中，毛泽东向贝特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基本看法和主张，“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虽然不拘礼节，却有一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在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后，贝特兰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更加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人。”

《毛泽东与贝特兰之谈话》，刊登于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

战争岁月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革命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深沉的，更是打破国界的。贝特兰的记者生涯和中国紧密相联，在中国革命处于困难阶段时，他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传递给世界，这份始终不渝的“中国情”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