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夏文化考古研究又传来重大进展。

近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坐落于现河南南阳的八里桥遗址，形成于夏文化开始向外扩张的关键时期，所在地理位置是连接中原腹地和江汉平原的关键咽喉，其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填补了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研究的空白。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八里桥遗址发掘负责人王豪称，“一方面，该遗址用于对南方的控制，保障二里头王都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南方铜矿、绿松石和朱砂等矿产资源进入王都地区的重要安全保障，是二里头王都资源转运与控制的重要枢纽。”该遗址作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南渐过程中的重要区域性中心聚落，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线索。

这些年来，围绕夏朝、夏商周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夏朝”、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关系等争议，从学术界往大众舆论层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众对中国历史与考古的认知，但伴随的争论也日益上升。

这是八里桥遗址发掘现场（9月11日摄，无人机照片）。八里桥遗址位于南阳盆地东北隅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现存面积135万平方米，是豫南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二里头文化聚落。2022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该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工作，目前已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新华社记者 袁月明 摄

2019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时期。

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我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多个“最早”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华文明是否在这里告别史前的孩提时代，走向自己的成人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

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门头 图自视觉中国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入口处的考古遗址公园里，同济大学李立教授的设计团队用一道道夯土围出一大块方格状的黄土广场来，这种“土道”一是为了纪念这里曾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干道，更重要的是强调“夯土”是这里的先民最先进的建造技术，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典型的“文化基因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博物馆本身也应用了大量的夯土元素，其夯土墙超过40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现代生土单体建筑。

考古遗址公园里一道道夯土围出一大块方格状的黄土广场 图自视觉中国

生土，是以原状土为原料，不经过任何化学改性，依靠简单的机械加工就可以使用的建筑原料。从原始时代起，生土就和木材一起成为史前人类建筑房屋使用的材料。

在黄河流域，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穴居坑壁用于防潮的草泥抹面，仰韶文化半穴居到地上建筑过渡中草筋泥防水屋面和承重木骨泥墙，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先民们利用版筑技术，建起了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展现了人群的阶级分化和物质财富的高度积累。正如“国”字中包含了“土”字，“国”字的最初含义——城邑，也是经过以土为材，就此成形。

从晋东南的陶寺、到嵩山周边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砦、禹州瓦店、十几座城池构成了中原大地上群雄竞起，逐鹿争夺之势。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只是作为“氏族共同体”存在，但这黄土构建的“聚落”赫然有了“城市国家”的雏形：陶寺文化环绕着一圈夯土城墙，城内面积可达28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7公里，并已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其南北均有直线距离不超过几十公里，面积可达100-200平方米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址保存基本完好，有三面城墙被完整保存下来，遗址地表比现在的地表高16米，南北两墙的中点西部有两个相对的缺口，城中部略偏东北，有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都有回廊，总面积应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规模已达300余平方米。

古城寨遗址1号夯土台基全景图

规模较大的环状城墙和环壕；剩余产品的集中，非血缘关系的聚居，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些“城市”遗址的特征都表明了在龙山时代晚期，中原的一些聚落群在“城市”的规模和功能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那它们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国家”呢？答案模棱两可：也许是，也许不是。学者们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答复。

在众说纷纭中，英国的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对此的答复是比较典型的，他曾在某次演讲的交流中表示，要是在中南美洲考古学者的眼里，龙山文化的这些共同体当然可以算得上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可能就这么大或还不如这些大；可是在那些研究埃及或两河流域的同行眼里，是不是得更大更复杂一点的算得上是“国家”或“文明”？

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中国文明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著名的夏商周考古学家邹衡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认为“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这样来看的话，龙山文化虽然没有得以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但已经在文明的入口徘徊许久了。

在陶寺遗址中被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出土了社会上层专用的三种礼器——龙盘、鼍鼓和特罄，虽然它们还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但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经过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另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已经使用利用“复合范”来制造的红铜铃，说明该地区的人群已经掌握了复合范的铸造技术，为之后成套的青铜礼器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在时代上稍晚于陶寺的王城岗遗址，曾出土了一片青铜残片，考古学家从形状上判断，认为其应是炊器铜鬶的一部分，继而认定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

之后，在新砦遗址，专家又有了新的发现——一件形似镰刀的铜片，可能是盉类酒器的流部残片。这说明当时人们也开始用复合范法制造像酒器这样的礼器。中国青铜时代迎来了曙光时刻。

陶寺龙盘

鼍鼓以及复原

石磬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达成了两大文明“要素”——都城建设和青铜器的制作，陶寺、王城岗、新砦这些龙山时代的聚落并没有再往前跨一步，在繁荣了若干年之后，它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败和停滞。处于关键时刻的中国历史还在等待一个跳跃性的节点，进入文明的“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