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认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势，“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中国需要这些青年们 “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而至于如何抉择，他提出了以下这6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不仅仅是陈独秀借以唤醒中国青年，期待他们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行动纲领，也投射出了他心目中这本杂志的理想读者——一个“自由、进步、积极、开放、务实、科学”的“新青年”形象。

掩卷之余，有人会问，当时中国真的存在着这样的“新青年”吗？他们是谁？

今年上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算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形象的解答，在这部“正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的电视剧中，编剧们构建了一组“新青年”群像，给观众列出了一长串“新青年”名单：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郭心刚、赵世炎、邓中夏……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在这部电视剧中，每一位历史人物出场时都会在一旁配上解说词，介绍其姓名、生卒年、出场时的身份等重要信息。与之对应的是，那些为了剧情需要虚构出来的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其中，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这部长达43集电视剧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频频露脸、戏份颇为吃重的“郭心刚”，竟然也是一位虚构的人物。

不同于其他点缀型的虚构人物，观众能够在剧中感受到编剧对“郭心刚”这个人物的偏爱，他在《觉醒年代》里不仅是一个“参照物”，穿针引线连接了众多主角的出场，他自己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主线故事的重要人物：东渡日本求学，正值袁世凯要接受 “二十一条”而义愤填膺，甚至面唾发表“消极言论”的陈独秀，却与其不打不相识，还意外见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来到北大求学，深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熏陶，成为“文学改革”中支持白话文的急先锋；是山东登州总兵之子，中国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痛失山东，他也因未能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一夜白头，拖着病躯参加了五四游行示威运动，最终吐血身亡。这个充满古典悲剧式的结局令无数观众动容，然而这并非是创作团队一时的神来之笔，而是真实的历史原型赋予这个角色的高光时刻。

“郭心刚”这个角色的原型名为“郭钦光”，1895年出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6岁进学堂读书，12岁毕业于文昌县罗峰高等小学，其后负笈赴穗，考入广东省立师范学校。在广州，他确实曾因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而愤恨不已，在东园举行的“国耻大会”上慷慨陈词，以“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候外人侮之我国”之言立下以死报国的志向。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继而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学习。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眼界的开阔，郭钦光对国家危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在京大专院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郭钦光当时已身患肺病，同学都极力劝阻他不要再参加游行，但他执意不肯。当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后，他马上登台演讲，随后又和同学们赶往赵家楼搜寻卖国贼，期间因过度劳累，加上情绪激动，当场呕血不止，一度陷入昏迷。之后虽被送往北京法国医院救治，但由于其病情迅速恶化，医生也回天乏力。5月7日，郭钦光因病去世，时年仅24岁。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他的死在学生中引发激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的学生均为他举办了悼念活动，并将追悼活动发展为政治动员大会，进一步推动五四运动的广泛发展。1998年5月4日，正值北大百年校庆之时，“郭钦光”的名字被补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真正的“郭钦光”只活了短短二十余年，后人只能凭借其族人的回忆及其同时代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在地方县志和英烈传里草草拼凑出一两页他的生平。“五四”举起的旗帜上也许有他洇红的血迹，但后人遗憾的是只能悲叹他的命运，却永远无法理解他的苦恼和遭遇。这一大块的“留白”，倒是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机会。编剧们通过择选和提炼文献材料，将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新青年”和用文本、史料构建的“新青年”重合起来，揉捏出了一个全新人物“郭心刚”。戏假情真，创作团队用虚构的角色丰富了英雄的人生，。

一说到 “新青年”，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衍生品，但这似乎有潦草定性的嫌疑。《觉醒年代》的处理就较为巧妙，它将1915年初留日中国学生的一场辩论作为第一幕，让“郭心刚”在此登场，为剧情的开启铺设了合理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政府发起“新政”改革，试图挽救已岌岌可危的政权。然而，在长达近十年的改革中，只有废科举、兴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项得到了贯彻。清政府没有迎来帮手，却培养出了对手：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集体诞生——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他们不断疏远传统思想和统治阶级；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出国留学，又使得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接触。“新青年”就来自于这些知识分子。自备思想武器的他们渴望变革。同盟会作出了最先的尝试，但惨遭失败，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南北军阀所窃取。革命陷入瓶颈，苦闷的知识分子重新思索中国的命运。

正是这一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因其经济便利，文化相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郭心刚”所见证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不全是创作者的艺术想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到了“日本社会主义之父”安部矶雄的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这两位“新青年”未来的领路人心中埋下种子。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种子破土，宣告“新青年”诞生了。新生的力量需要精心的呵护和滋养，更渴望严格的磨砺来增强生命力。《觉醒年代》选择北京大学作为主场，来展示中国思想界新旧两股势力的交锋，自有其道理：作为“戊戌变法”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机构，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随着国子监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取消，它逐渐演变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成了一个既是学习也是储备官僚的机构。这也印证了《觉醒年代》中的反面角色“张丰载”那句话：“去北大读书就是去做官。”

而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力促改革，他在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为了一个新的北大，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换一个角度来看，陈独秀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新文化”而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以文学改革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需要主将和先锋——剧中“郭心刚”与黄侃就“尊师重道”争论，就像是先锋上场，凭借年轻人的冲劲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也需要马前卒——排演活报剧《红楼钟声》，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青年”在各种摩擦冲突中愈战愈勇，为今后的斗争积攒下了经验和勇气。

1919年5月4日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让北洋政府看到了“新青年”的决心和行动力。《觉醒年代》将“郭心刚之死”安排在此处，既尊重了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也被巧妙地展示在故事情节中：游行过后，北京政府关押“闹事”学生，整顿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损失惨重，再加上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令众人觉得学校恐有被解散的危险，此时的胡适萌发了将“北大南迁”的想法。陈独秀与胡适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前者更是喊出了：“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而胡适之太多”之语。

一个“新青年”以斗争的姿态死去了，他的死让他的导师从一开始高谈“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到最后喊出了“不辩，不争，不可以”，确认了“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死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将高举着“新青年”的牌子会继续前进，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一个文化运动不应该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告诫自己远离这些是是非非，“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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