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笔者曾应邀出席2014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AlGhad召开的Rahmania年度讨论会。我从中国的视角为沙特应对在当时面临的三重挑战，提出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解决方案。然而当一个观点太超前，其命运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当时的沙特人听不进去并不奇怪，但是笔者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些挑战在过去的一年里真的发展到危机的程度时，沙特的应对竟是如此绝望和没有章法，硬是错失与伊朗和解的历史机遇，选择走目前的这样一条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路。反观伊朗人，他们明显地认识到我在文章中讨论的中国一带一路将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即使是面对沙特杀掉什叶派宗教领袖的挑衅，仍然不为所动，坚持理性的回应。我一直想如果那个会不是2014年1月，而是2015年1月召开，是不是沙特人就会听进去一些了。不管怎么说，沙特人早晚会认识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为中东的地区秩序带来一个新时代。】

沙特可以成为亚非的交通枢纽（红线）

沙特阿拉伯目前正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随着美国调整其中东政策，沙特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迅速变化。尽管有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五国外加德国，最近仍就局部限制伊朗核活动签订了初步协议。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由此可能在该地区带来的后果是直接挑战了沙特阿拉伯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其次，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美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里海地区在全球能源供应市场中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这些变化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影响。沙特阿拉伯不得不采取措施使其经济多元化。

第三，沙特阿拉伯周边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对沙特的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中东和北非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失业率持续走高，导致该地区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上升，其中以“阿拉伯之春”代表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尤为典型。此类政治地震和社会抗议潮会波及沙特阿拉伯。

目前的中东秩序是殖民主义遗产、冷战以及美国霸权的产物。然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逐步瓦解中东地区的现有秩序，并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就在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签署初步核协议之前，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的由美国主导的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的临时谈判在逊尼派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引发了地缘政治地震。这次在正式谈判结束对伊朗制裁以换取伊朗放弃生产核武器之前举行的临时谈判，试图通过适当减轻对伊朗的部分制裁来局部地限制伊朗核计划。如果达成协议，它将会产生自20世纪70年代的《戴维营协议》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在重塑中东秩序方面最深刻的影响。”(Friedman2013b)。

随着中东秩序进入深刻变革期，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沙特阿拉伯可以做些什么来维持其在中东新秩序中的地位呢？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才能帮助沙特应对未来十年可预见的动荡呢？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简单讨论沙特阿拉伯面临的上述三大挑战，随后我将结合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背景来对这三大挑战进行深入分析。我将指出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引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沙特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中最为严峻的一个，要想了解其根源必须要考虑中国的作用和影响。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其“重返亚洲”这一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返亚洲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不仅来自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也来自于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作出的反应。

随着中国提出“向西开放”战略以对冲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对伊朗更为关注，由于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伊朗对中国试图建立联系欧亚大陆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努力而言极其重要。美国已经预见到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NSREB)战略将为伊朗在国际事务中创造出良好环境，而且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地位提升的伊朗可能对自身构成更大的挑战。因此，美国及时地调整其战略以缓和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美国眼中的中东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将主要取决于两份协议的签订：未来巴以和平条约，以及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之间签署的核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推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TPP是12个国家正在谈判的一个下一代自由贸易协议，中国目前被排除在这个谈判之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提出了两大举措，一个是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即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6”)参加，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个则是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NSREB)和海上丝绸之路，即试图整合整个欧亚大陆地区的一个项目。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既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沙特的挑战在于，作为连接中国和欧洲、中东以及非洲的大陆桥，伊朗将会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最大收益。然而，如果沙特阿拉伯修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海底隧道，自己成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陆桥，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将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巨大的机遇。若采取这一举措，沙特阿拉伯便可以极大地提升自己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也能很好地应对其面临的三大挑战。

在21世纪，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相互之间的战略意义愈加明显：沙特对中国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对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且还在于它可以成为连接中国和非洲的大陆桥。这一交通走廊不仅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将惠及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其他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反之，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中国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确保伊朗与其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利益枚关方，也在于中国可以充当"中间人"促进沙特和伊朗通过谈判停止一直以来的敌对。中国可以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合作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在重塑中东新秩序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应对新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中东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因为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也是因为它“沟通东西方的海、陆、空通道的重要历史作用”(Khalidi:2009:111)。近几十年来，中东地区秩序一直深受殖民主义遗产、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以及美国霸权的影响，中东地区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秩序，并确保石油运输安全。构建地区秩序的两大基础分别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立，以及美国支持逊尼派国家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国家之间的对立，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于2013年11月24日签订的协议反映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一协议标志着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重大改变。

尽管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危机，但其根源可追溯到英国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将英国石油公司(AIOC)国有化，杜鲁门政权对此采取同情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这一立场，开始从冷战的视角看待这一事件。英国发表声明，认为伊朗将AIOC国有化“会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人的胜利”(Kinzer2008[2003]:90)，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这一声明并将伊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解读成一次有利于苏联的冷战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动的一场政变推翻了领导AIOC伊朗国有化的伊朗民选总统穆罕默德·摩萨台，并让伊朗国王巴列维执掌政权。巴列维执政时期采取的激进的现代化计划从很多方面改变了伊朗社会。然而，这一政变也引起了伊朗社会对美国影响的强烈不满。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美国对伊朗政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动出击遏制伊朗的扩张，二是在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中为与伊朗敌对的任何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美国显示出不愿再插手中东地区事务的意向。奥巴马政府十分看重与伊朗谈判的影响力，认为这场谈判将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后三年产生“变革性的影响”(McManus201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政策转变反映出美国已经对海外军事干预感到疲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美国不得不收缩其全球策略的原因之一。

一位评论家指出：“收缩全球策略是美国民众的心声，从伊拉克撤军，即将从阿富汗撤军，在最后一刻退出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以及与伊朗就核问题很有可能签署的(也是非常可取的)临时协议，都是美国企图收缩其全球策略的表现。如果用一句话来表明美国的心声，那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的：无论谁是未来的国防部长，在他建议总统再次派遣大量陆战部队前往亚洲、中东或非洲时，都应该牢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检查一下你的脑袋是否正常’。”(Cohen2013)

根据美国独立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83%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应专注于国内政策，仅6%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外交事务。皮尤研究中心自调查公众对国家事务的看法以来，这次调查的结果是它关于公众对外交政策表示支持或感兴趣的数据中最低的一次。与此相反，在2007年次贷危机重创美国之前，只有39%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是国内，而40%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外交事务(Cohe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