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黑恶状况起起伏伏，集中打击一次，情况好转一次，但一波新的黑恶又随之而来，寻求新的“保护伞”，陷入了某种怪圈。背后的家族“旋转”，不禁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讨论过的历史上佛罗伦萨的情景。

我个人感觉扫黑除恶的雷霆万钧当然重要，但是如何破解上面这个怪圈，如何能够引导改善地区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从长远来看可能更重要。如果官员下到地方，时时都会面对几个家族势力和社会“山头”，甚至处理地方发展稳定和复杂利益问题，都不得不寻求他们的配合，那么这些官员被捕获的风险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观察者网：关于您提到的舆论监督这一点，实际上在唐山暴力事件和郑州储户红码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也有不少讨论。一些网友质疑，为什么在某些地区比起正常流程，仿佛“微博报案”才更管用，也更高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需要辨证地看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反映了多渠道监督的必要性。

扫黑除恶本身就是一个动员全社会的行动，首先体制内的渠道、制度化的参与肯定要畅通，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一些“保护伞”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更是如此。老百姓通过正式渠道举报有时候会遇到阻碍，那么网络就可以成为他们发声的地方。当然，职能部门也要做好调查取证、举报人保护等工作。

对于民主监督的意义，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扫黑除恶、疫情防控等都是高度临机性的治理手段，表面看是按照中央号令、各方去办，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上下五级政府、横向数十个政治单元、极容易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基层，甚至造成国家实际权力的“下沉”，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这是组织行为学的基本观察。对此怎么办呢？中央当然有监控方式来把控程序，此外，我觉得民主监督很重要。民主监督具有本体意义，但是也具有治理的工具意义。

县纪委工作人员下乡接访。新华网资料图

中央需要通过地方来平衡大众，但同时也需要大众去平衡地方。面对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央下放了很大一部分权力给地方，但地方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否走样变形？这就需要广泛的群众监督来加以检验，否则光看地方的报告是难以悉知实情的。这在实质上是通过民意对地方权力的一种挟制，增加了地方武断性决策和权力任性可能面临的风险。

观察者网：公安部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在近期的工作会议中提到，要“重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坚决维护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稳定，切实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在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则特别提出“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家族宗族势力为何成为了与黑恶势力并列的防范对象？在当下农村地区的治安管理中，该警惕哪些层面的问题？

答：传统时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依靠的是乡绅治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乡土社会出现了重大变迁和失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平复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彻底“再组织化”。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社会流动加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80年代开始，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宗教势力抬头。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加速。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城镇化带动发展资源的蝶变，所以无形中使得家族势力崛起。因为家族要争夺这些资源，通过家族成员当选干部，利用基层选举或者黑恶势力掌握资源分配权之后，达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地步。我们此前出去调研，也确实看到有些地方通过选举，使宗族势力实现了对乡村资源的制度化掌控，甚至进一步造成了系统性的腐败。

影视作品呈现的地方宗族

今天来说，我想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农村家族政治的核心不是简单的黑恶化和争夺利益的问题，而是利用黑恶势力和家族势力染指乡村政权，操控基层政治规则。中央指出来“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是非常准确的。对此，我想需要警惕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刚才提到了黑恶势力背后的家族力量、势力转换和循环怪圈的问题，这些分析在乡村地区多少是适用的。如果单纯依靠打击农村黑恶家族势力往往治标不治本。

二是要留意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在全国一些地区正在兴起所谓“乡贤文化”，我无意抹黑这一社会现象，同时也承认某些家族确实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我们要注意，“贤”与“不贤”在现实中往往非常模糊，家族势力加文化主导权进而染指操控基层治理规则，处理不好就是善恶两端。

三是强化基层政权建设，这是过去10年的思路，比如《国家监察法》已经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范畴、化为监察对象，这中间包括了基层选举产生的部分村委干部。这种改革趋势当然有巨大优势，可以强化监督、加强基层制度执行力，但是也无形中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基层民主监督。对此，我觉得有必要把农村基层社会政权建设当成一个系统的课题加以研究，研究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乡村治理环境。

四是最终还是需要乡村地区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进步，今天的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意义上，也是社会意义上的，需要提升乡村地区的治理要素，比如说有些引入地方大学生村官，获得了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投资、人力资源投资之后，乡村势力也会顾点脸面，而且这些村官有更多的外部制度资源，这使得乡村势力会面临一定的制约。另外，先进技术要素在乡村的下沉，也很关键。这能给农村、农民带来更多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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