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中文网4月26日报道，来自中国的维生素C制药企业，是否“能”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在中美经贸局面的紧张当下，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场听证会搭建出特殊舞台：中国商务部破天荒地以法律顾问身份首次现身美最高法口头辩论，同为美国企业站台的美国司法部直接交锋。

中国政府对中国法规的解读在美国法官眼中究竟能有多少分量？国际贸易环境中，中美国内法存在差异和冲突时，到底谁能说得算？美国最高法院就这起反垄断案将要做出的裁决，可能会产生超出法律领域的影响。

持续13年的诉讼

这起旷日持久的诉讼始于2005年，两家美国维生素C采购商德州的动物科学产品公司（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和新泽西的拉尼斯公司（The Ranis Co. Inc.）控告中国华北制药集团及其下属的河北维尔康制药制造全球性维生素C供应短缺，提高维生素C产品定价，涉嫌垄断。

观察者网此前报道，2005年，美国当地一些企业控诉包括维尔康在内的6家中国维生素生产商由2001年12月开始共谋控制出口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维生素C价格及数量，触犯了美国反垄断法，2008年华北制药被追加为新的被告。

原告指控称，自2001年下旬以来，中国维生素C制造商就通过减少供给量来不正当地控制价格，致使维生素C的价格不断攀升，由2.5美元一公斤上涨到了15美元一公斤，让其蒙受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原告方表示，中国的制药公司提供了美国维他命C市场的80%货源，中国企业将维生素原材料卖给美国企业，而后者会将维生素用在食品和饮料产品、消费者维生素和动物产品中，这一行为违反反垄断法。

《华尔街日报》曾援引本案原告——美国维生素C生产商的代表律师William A. Isaacson的话称，此案是美国首起走入审判程序的中国公司反垄断案。

对此，中国商务部在该案伊始着手介入，在美国各级法院庭审中都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法庭之友”信函，表示被告中国企业的销售行为是出于中国法规的要求，即中国此前实施的维生素C产品“预核签章”出口管理制度。此外，中国商务部还通过外交层面对该案进行了施压。 

不过，原告方却指出，中国在1997年时制定的“预核签章”制度在2002年进行了更改，使得被告方有权选择退出该制度。但中国商务部作出截然相反的解读，称2002年法规并没有包含原告方所谓的“有权选择退出”变更内容。

中国商务部多次就该案表态

在2013年的一审裁决中，美国联邦法官并没有采纳中国商务部的法律意见，判决被告败诉，需赔偿原告1.48亿美元损失。而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则在二审中采纳了国际礼让原则推翻了一审裁决，并得出结论称，当外国政府介入案件，美国法庭应采纳该国政府对该国法律的解读。

此前一直置身事外的美国司法部在二审结束后方才介入此案。在原告方要求最高法院重审案件后，美国司法部不顾中方反对，请求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几年曾拒绝受理数起类似的案件，将这类生产定价行为都发生在美国以外、但对美国消费者存在影响的反垄断案交由下级法院，因而最高法院今年初决定就此案召开听证会，本身就极不寻常。

而更少见的是，最高法院允许中国商务部作为法律顾问参与4月24日进行的口头辩论，这样的“特权”通常只有美国政府享有。在中美间经贸关系紧张的当下，中美两国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上直接过招。

如何“尊重”中国法律

在大约一小时的听证会上，大法官们似乎不很情愿把最终陈述的机会留给中国官方。大法官Elena Kagan直言，她不清楚世界上还有哪里的法院会如此恭敬。

“尊重”也成为这场法律交锋的关键词。

本案一审法官几乎完全不采信中方法律意见，和二审法官近乎毫无保留地遵循中方法律意见，正体现出该案的核心问题：外国法律在美国法官眼中究竟有多少分量？当美方企业和外国政府对该国法规的解读存在差异时，法庭该如何评估？ 

“如果你拒绝采信外国政府对该国法律的解读，那只可能是2种情况：你认为外国政府要么是蠢，要么在撒谎。”中国商务部的代理律师Carter Philips的观点十分明确：美国法庭应对中方的法律解读予以尊重。

中国商务部代理律师Carter Phil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