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记者：

去年新增贷款和融资总量都创记录，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定中性，而且强调防范风险，这种情况下今年信贷的增长势头会不会得到一些遏制？另外，去年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会不会有所改变？连带问一下，利率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谢谢。

周小川：

这个问题是一连串的问题。我记得你一开始说的是去年社会融资总量、信贷增长，这大概都是12、3%左右的速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是有潜力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从整个国际情况来看，G20也在号召20国进一步努力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原有基础上将GDP增长再提高一些。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来说，我们定的数字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

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数字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

至于结构上的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多一些。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

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

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我就不多说了。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南方都市报记者：

去年G20发布了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我们都知道，数字鸿沟出现。请问周小川行长，数字鸿沟是否会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关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一步央行将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政策？谢谢。

周小川：

在去年G20峰会中，一个是把数字技术、普惠金融两个结合起来，同时还有绿色金融等议题。普惠金融，在G20场合已经讲了若干年了，意思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希望金融服务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

同时，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也不能仅看着块头大的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还要把更多的资源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就应该更多向这个方向倾斜，金融服务里面也包括像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社区金融服务、各种支付手段等内容。但是，全球普遍共识认为，真正对社区和偏远地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也就是利用网络，利用移动设备，像手机等。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全球若干国家也都有一些经验。

因此，在这个方面，央行和业界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业界，这包括传统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小型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基层服务。

从政府和央行的角度来说，希望在这方面给他们一定的激励机制，有助于他们往这个方向发展。除了已经存在的金融机构以外，还有要鼓励科技类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同时也向这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就会逐步改变贫穷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差、基层金融服务不足的现象。

从全球经验比较起来看，大家注意过几个地方的经验。比如，可能有的同志也知道，像肯尼亚利用手机发展普惠金融，其中包括支付服务。在中国，这方面的数字也非常令人鼓舞。联合国有一个普惠金融的组织，这个组织把普惠金融排了若干个指标，这些指标表明，中国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同新兴市场国家比较起来相当不错。

但是，我们应该感到潜力确实比较大，科技力量发挥不充分，还有很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学习全球各个地方好的经验，进一步推广普惠金融，也是把它作为我们做好党中央、国务院所抓的扶贫攻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专门提出的扶贫攻坚任务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激励机制方面，除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货币政策中有一些结构性信贷政策的倾斜，包括像扶贫再贷款等等，也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易纲：

刚才周行长说到，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发展的比较靠前，我们现在强调，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存款、贷款、汇款、支付、保险、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能够让农村广大地区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

存款、贷款、汇款、查询、保险等这些基本的金融服务都能够到达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扶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财新记者：

请问周行长一个问题，外汇储备从峰值4万亿美元到现在大概3万亿美元左右，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藏汇于民的内涵发生变化？我们下一步会不会在外汇流出方面，也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将怎样应对这个问题？谢谢。

周小川：

外汇储备涉及的因素比较多，我就说两点。一是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比较快向上增长。大概是2002年，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以后，开始比较快的增长。

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摩擦，人家觉得你也太多了，我们自己都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但是，一旦往这个方向走，惯性很大，所以冲高到了4万亿左右。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另外，这里面也有部分大家认为是热钱的。

第二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有一个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货币宽松，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就是QE，美国、欧洲、日本都有。

这样导致有放出去的大量流动性，变为了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是资本流入的，流入的这些钱，有一些并不是像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实体性的投资，而是金融性的资金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是4.2万亿美元。这些至少1/3流到了中国，也许有人说比这个还多一些。这些钱的稳定性实际上也是比较差的。

所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市场就开始变化了，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会流回去。因此，我们会看到不只是中国有一些外汇资金流出，也有一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的新兴市场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

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这个事大家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我们看看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一些改进。另外一个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当的有所下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易纲行长过去说，储备的东西是干什么的？储备的东西就是要留着用，而不是攒着看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事。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总量是全球第一位的，而且远远超出第二位。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平常心，即使有问题要解决，也不要把这个事看的得太严重，不要反应过度。老实说，可能会有个别环节也有反应过度的问题，我们会尽快理顺。

易纲:

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尊重了市场规律，就是说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还是遵照市场规律的，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弹性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最后，人民币去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制度性的话语权。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以后，已经到了国际货币的第一梯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第一梯队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怎么样优化储备的水平，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总的看这个事，一个是汇率的平稳是一个好事，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又尊重了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整个过程是平稳的。谢谢。

潘功胜：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前几年，中国对外资产的主体，基本都是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这些年，看到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在慢慢增长。

前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大概占到70%、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和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一半对一半。易行长讲过，藏汇于民，这是一种体现。对外资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一件好事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