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很多人对徐克改编拍摄的《梁祝》评价极高，认为其将故事放置在东晋这一门阀问题严重的时代，表达了他个人对阶级固化的批判立场。然而，整个故事前半段就是青春校园爱情轻喜剧，后半段画风突变，更像是惊悚的恐怖片。所谓批判阶级固化，但故事的主要人物仍然只是古代中阶级最高的读书人，说到底还是才子佳人的老故事，现代版的中产父母把女儿送去国际学校希望她毕业能直接钓个富二代实现更高的阶级跃迁。

香港影人对于真正的底层人描写是较为稀有的。徐克自己曾拍过一部《打工皇帝》，男主角一进厂就被厂长女儿看上追求，最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帮厂子度过难关，厂长出来对男主角说大家还是要合作的好——矛盾不能提，阶级斗争不能讲，堪称香港特色的包饺子。如此在政治上自我阉割（并且毫无意识），拍摄家国情怀为主打的《射雕英雄传》只能落得灾难的结局。

这并不是徐克的刻意而为，他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说很多香港文艺人士都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是一种集体性的无意识，因此才独具代表性。如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任何上升到更宏观层面的政治行为，都能被香港影人习惯性地拍成黑社会的争权夺利。

金庸自身也有这样的局限，对于战争的反思，仅停留在“打仗要死人，太惨了，所以我们不能要战争，要和平”上。在后期的作品中，他甚至让主角直接避开战争，远离时代的巨浪。他曾在《射雕英雄传》小说的结尾特别点出自己的这部分主张，开疆拓土的成吉思汗因为杀人无数所以不是英雄，像郭靖这样有悲悯之心的人才是英雄。结尾处，他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让郭靖把成吉思汗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有些气急败坏。对于杀一人救天下的哲思的挖掘甚至不如火车轨道难题的讨论更有深度。

徐克的改编完美地继承了金庸原作中的这些缺点，并将其放大。所谓战争之惨，哀民生之多艰，就是几个死在战场上的小兵尸体的陈列和角色口中的几句感慨，远不如炊事班长的倒在前线土地上的一勺猪肉炖粉条和飘扬在空中的红围巾。对于高位政治人物的刻画，徐克也延续了金庸对权力斗争贫瘠的撕逼式想象，成吉思汗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仅仅因为嫉妒父亲看重郭靖，所以要让他出丑，在全军面前丢个脸。

香港导演能拍好快意恩仇、儿女情长，但无法精准地把握家国情怀的重量，这是时代的局限、环境的无奈。这种本质的区别，用一个例子就能解释：

在央视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段落改编：铁木真用计打败了王罕和札木合的联军，并活捉了札木合，他命人将自己昔日的兄弟带到大殿上，说两个人以后还可以继续做兄弟，但被札木合拒绝。

金庸的原文是：“札木合流泪道：‘义兄虽饶了我性命，我也再没脸活在世上，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而离开身体。’”

而经过编剧的改编，却变成了：

“铁木真：我成了全蒙古的大汗，你不为我高兴吗？

扎木合：你要我跪下贺喜吗？

铁木真：我们还做安达吧。（拿出结义的信物）

扎木合：你还我的，我早已丢掉了。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你不怕出去领部族造反吗？你要我跪下向你一辈子乞食吗？成吉思汗没有安达，我只求赐我不流血而死，让我的灵魂不随着流血离开身体。我要看着你东征西讨，创下蒙古人的伟业。

铁木真：你去吧。”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境遇再一次证明，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却水土不服的成因与审查制度无关，症结所在还是香港一代人在长时间远离祖国怀抱后，无法产生身份认同、融入其中的困境。长期避谈香港本土的底层生活，被西方消费主义定义审美的这一代香港影人，有过自己的辉煌，但那只是中国内地的电影工业处于羸弱状态时的产物，过往一切，已是云烟。

徐克曾经说过，他最想拍的金庸作品其实是《神雕侠侣》。考虑到这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襄阳之战的描写，我觉得他还是转去拍《连城诀》更合适，不过这个主角太憋屈，不够潇洒，徐克可能并不擅长。

六

最后聊一点在电影院的现场观察。

我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前往最近的商场观看了这部影片。和预想中粉丝观影占大头的猜想不同，八成的观众都是中年夫妻。坐在我左手边的妻子看了才十五分钟就匆匆离场，只剩下隔壁座的丈夫疯狂吐槽“这都改的什么东西”直到电影中段——后面他累了，一直睡到散场才醒。

离开前，我问了问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几个观众“什么时候买的票”，他们都说临时起意，今天上午才订好的。神奇的是，这与我在三日前订票页面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整个影厅都已经被订得七七八八，我的前排和右侧根本没有任何的空票。

这可能是中国电影院线另外一种天马行空的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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