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是对金融市场，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中国目前出口市场萎缩，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严重脱离居民的购买力，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极为艰难，导致大量游资从实体经济和房地产流出，进入股市。如果不能搞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把短期套利的游资纳入长期投资实业的渠道，中国股市的暴涨只会走美国和台湾走过的道路，挤出实体经济，放大金融危机。此其一。第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投机货币、期货、利率的交易量每天达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对外贸易的需求。中国即使坐拥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和西方对冲基金打金融战，也只够几天的弹药。中国股市每天的交易量已达1-2万亿的规模，动员千亿国企资金入市顶不了几个小时。如果要把中国的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也拖进来，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滑铁卢，可以在短期内毁灭中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不知道中国工业出身的决策者，和喜欢务虚的顶层经济设计师，是否明白金融这种号称“火箭科学”双刃剑的利害？

依据我三十年来研究经济混沌的经验、多年和西方金融家的交往，以及多年研究西方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我提出几条危机处理的基本思路，供中国的决策层参考。因为时间紧急，无法走传统的内参渠道，我直接诉诸媒体和金融实干家的良知，以改变国内目前舆论一边倒的危险局面。好在有效的金融政策必须透明和说服大众，才能打破庄家对赌的合谋。所以，我下面的建议，只提基本思路，具体操作留给有关部门拿捏时机和分寸。

股市暴跌，如何救市考验着决策层的能力

第一，市场危机时，第一要务是切断正反馈的恐慌反应，而非调动负反馈的资源救市，等于火上加油。切断正反馈的办法有很多，最严重的失控状态，可以学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对付银行挤兑的办法，下令银行放假。我们可以不定期短期停止股市交易，来打断市场的恐慌情绪，也防止监管部门乱了手脚。等到恐慌情绪冷却时，有关部门摸清情况、下定决心后，再出台新的政策，改变股市的游戏规则，把坏事变为好事。西方处理经济危机的实力部门是央行和财政部，而非没有实权的证监会。如果暂停股市交易，最好由代表中央权威的金融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可以立刻重建大众对中央政府而非证监会的信心。

第二，稳步推行IPO的注册发行，可以降低中国股市不合理的高股价，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股市动荡期间也要继续坚定推行，不能出尔反尔。一来创业板的融资，只有千亿级的规模，只相当目前一小时的交易量，和股市暴跌毫无关系。二来可以展示证监会的专业信用和能力，赢得股民尊重。最忌讳的是监管部门失去中流砥柱的意志，被舆论拖着走。再多的资金救市也买不来股民的信心。

第三，要搞金融界的统战而非反恐，呼吁多空双方同舟共济，不要对赌互杀。办法是在恐慌期暂时冻结目前的融资融券操作，暂停股指期货期权的交易。等监管部门摸清仓位的真相能估计各方得失的规模后，再研究后事处理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纸面上的损失，发现体制上的漏洞，并给受损的小户以出路，对违规操作的大户以应得的处理。

第四，火灾蔓延时，首先要做的不是救火，而是防止火灾蔓延。为此，必须立即重建金融防火墙。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金融衍生品市场。防止虚拟经济的灾害蔓延到实体经济。即使学西方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得已时动用央行或财政部资产购买国有大券商的有毒资产，也要吸取西方教训，防止挤出实体经济的外部效应，救助的同时必须改组过度投机的券商和银行的管理班子。决不能让民众以为政府在用纳税人的钱为恶意投机的大鳄买单。

第五，给套牢的散户资金以建设性的出路，防止狗急跳墙、同归于尽，引发社会不稳。对于股价飙升的创业板企业，严禁大股东出售股票套现，但是允许把股票打折转换为其他实体企业的股票，目的在强化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如何操作，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实体股权交易所，用有引导的市场方法来解套股市的投机资本。对于参与多空对赌而套牢的散户资金，也要研究建设性的市场机制，吸取当年国企改革处理坏账的经验，把短期套牢的资金，转化为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

第六，立即试行托宾(Tobin)税，用税收办法抑制短期炒作，鼓励长期投资。例如，危机时提高股市的交易税，以降低换手率，抑制恐慌情绪。实行资本收益的阶梯税：短期收益高税率，长期收益低税率。税率的调整视形势的发展稳步进行，不要大起大落，才能建立股民和政府的共识。更好的办法是要求投资者交纳部分保证金给平准基金，股市涨要增资，保证金的资产升值，股市跌可以减持，使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联动，化投机为合作。

第七，放慢或严格管制沪港通和外资合格投资者进入股市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祸首就是西方的金融寡头和机构投资者，包括大投行、某些大学的捐赠基金和员工的退休基金。中国人天真地以为他们代表先进的金融生产力和长期投资者，在危机时幻想西方寡头会参与中国的救市。更不能在国内金融动荡状态下和西方大国签定中国缺乏经验的金融自由化协议。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取决于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实力。只有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竞争而非国内竞争中胜出，才能像制造业那样逐步开放。目前条件下的中国金融企业，连起码的计算机交易和定量金融模型的开发能力都没有，只会在西方投行和对冲基金的后面跟风交易。先修筑堤坝，再学会开门出击。

第八，战略决定之后，干部任用是决定性的因素。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能保证干部的选拔是能人而非庸人。中国两弹一星的大跃进成功，因为挂帅的是聂荣臻，信任的大将是钱学森。钢铁和农业大跃进的失败，却没有对说假话的官员问责。中国的金融业至今只是大国而非强国，关键在没有找到金融业的聂荣臻和钱学森。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识别人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实体经济的成长空间之外，还要考验中国的决策层如何选拔金融业的领军者。究竟委以重任的是韩信还是赵括？只有历史才能判断。我们期待有关决策者能多谋善断。尤其要加强政府、学者和金融实业家之间的沟通对话，切莫闭门造车。

【注】 原文初稿《观察者》网在2015年7月5日发表。 新的修改稿吸取了史正富、方健、熊鹏、唐毅南、刘昶、丁宁宁、李拉亚、黄吉平和读者们的批评和建议，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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