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的推广从标点符号开始。“句读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级。但是，当胡适等人试图引入现代标点符号来解决这个初级问题，竟然遭到那样强烈的抵触：“秤钩（指问号）也能入文吗？”

白话文革命的最根本动机和最深远影响在于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谓言文一致，简单说来，就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表达一致。晚清的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胡适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人们常常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来描绘人的言行分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的言行分离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状态，就是言文分离。说的是一套，写的另一套；日常语言是一套，文化积淀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说经过文字最终过渡到行为的中间环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并轨，当然是前者对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赏，让文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离乎人伦日用。由此，从文学革命而至伦理革命，再由伦理革命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们的街头演说，一定不会是大臣们的奏折体，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浒红楼体，而只能是一种更彻底的平民话语体系。只有这种言文一致的文体能够发挥出政治动员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蕴含着大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要表达出某种民粹主义的腔调，那未免做作，也沦为乡愿。然而雅俗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通道。诗三百篇不过是时人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至今日已被人们奉为大雅，正所谓“思无邪”；诗为正统时，词体被认为是轻佻浮躁，太过世俗，陆放翁生逢诗词相交之际，诗有九千首，词却不多，不过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将词奉入庙堂，民间的曲又成为世俗的代表；再后来是小说，然后是白话小说，到今日白话小说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这雅俗之辨，实在是亘古不绝，绵绵不断。

为了推广白话文，当年胡适曾与古文派在诗歌层面上“斗法”。相对温和的保守派文学团体“南社”并不反对在小说和演讲中使用白话，但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例外，因为诗歌是“文学的高级形式”。胡适偏不信这个邪，闲来无事写了不少白话打油诗作，这些当时的旧派文人以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兰花草》。

我们完全无须抬高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某些现象级平民文人，他们的文风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这些“新风气”正合于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摇旗呐喊时，所撰的《文学革命论》中那几句标志性口号：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第2卷第6期，第1-5页）

白话文的推广固然有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冲锋陷阵、左冲右突的功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背景则是数量庞大的“阅读受众”群体被批量化地生产出来了。各类新式学堂层出不穷，培养出大量现代知识阶层，他们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

在当时的脉络中，农村被视为文化荒漠，没有哪家媒体是旨在为农民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今天则不同了。文盲几乎不存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一跃进入智能化、数字化阶段。技术进步貌似让世界变得更“平”、也给城乡设置同样的文化议程。因而，掌握了先进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农民，也可以在今天写出动人心弦的文字。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热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过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写我口”这样的最基本要求，平实记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获至宝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备至？难道说，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遭到蚕食，以至于我们对这类返璞归真的文字感到新鲜、稀罕起来？抑或是，今天很多专“以文字为生”者，偏离这些基本要求太过遥远，以至于回归到“言文一致”、说真话、讲人话，似乎又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再或者是，我们使用白话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种文化的“赘疣”（官话、套话、空话、大话），以至于一些朴素的文字扑面而来时，有一种久违的感动，进而视如珍宝？

另一个大问题是，今天的阅读环境和氛围，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着迥异于以往的乱象，这很像波兹曼对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比较：也许今天更值得我们担忧的，是那种淹没在一地鸡毛下的生活琐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

白话文运动一经开启，其潜移默化的再造国民认同之功业，就坚定不可动摇了。

顾颉刚说：

“白话文本极自由，不像文言文有许多格律，有习惯使用的一套话，因而向不入文的各种社会情态以及个人情感，都有了发泄和记载的机会。为了表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会的热忱，五四运动即与文化运动结了不解之缘。”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他在1942年写此文时，业已关注到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并由此谈及自己在“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与一二同仁大办杂志，发行量竟也在短短五六年间破五千万册。凡此种种，都是直接间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担负起文化改造的历史使命。

1942年，正是日寇大兵压境、席卷三分之一个中国的危急存亡之秋，其情其景较之五四的“外争国权”更为恶劣。这种紧迫感之下，顾颉刚也在此文中间接谈及自己在193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判断和政治建言。其问题意识的内在源头也在于对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意义的认知，那就是加速了中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他讲到：

“我在这十余年中，时常到农村去，也时常到边疆去，目击耳闻，使我心头起了许多的悲伤和苦闷。例如，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大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毫不成问题的，如果说成为问题那是太可笑了。但是到农村里去，他们就很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某一村人而不晓得他的国籍，还有年纪大些的只知道自己是大清国的人。至于边疆地方，宗教既活跃，政教又合一，他们往往只知道自己是某一寺院的人，仿佛这个国家乃是内地同胞所专有的。更有甚者，外国传教士到了我们的边疆，他们用种种手段获得当地人民的欢心，知道他们与内地大隔绝，就造出各式各样的分化舆论来，当地人民受了他们的麻醉，竟然相信他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别一国的人。举此一端，可窥其余。”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又言：

“这种情形，教人看了如何不提心吊胆！谢天谢地，抗日战争激发了每一角落里的人们的心，他们会知道日本人正在攻打我们中国，也知道我们中国正在抵抗日本人的攻打。有了这一点简单的启示，国家民族的观念即已播下了种子。”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2011年，央视播出了李幼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中国地》。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今辽宁省朝阳市清风岭地区的老汉“赵老嘎”，带领全家、全村以及后来投奔而来的人民，浴血奋战，后来在中共的关注和支持下，固守清风岭坚持14年之久未让日军占领的抗日传奇故事。这部剧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一群边远山区的普通农民，如何在对外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他们从张作霖时代直至日据时期，始终是占山为王的“土皇帝”心态，皇权不下县，山高皇帝远，管他谁当政，地是自家的地，哪是什么“中国地”，只要你外部力量不“反客为主”，他就始终跟你虚与委蛇、相安无事。这种心态，与鲁迅笔下那些静观同胞被砍头的“看客”并没有多大区别。是斗争、战争教育了群众，也是教育、文化改变了观念，“中国地”的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动员力才能深深扎根。

《中国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