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东勃】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部分媒体、自媒体择其一点或择其几点，拎出了诸如“干大事！国家计划3年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这样的夸张标题，引起人们的关注。

可是翻开文件原文，讲的不过是“到2022年，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000万人次，翻转成1000多万青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简写成“下乡”。一些人听风就是雨，搞出个“大新闻”。

笔者在学生时代自身参与过、作为指导教师也带队指导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目前也在国家级贫困县挂职近一年，对于大学生下乡这一话题，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

一、“三下乡活动”不是“上山下乡运动”

所谓“三下乡”，是指涉及文化、科技、卫生三方面的内容“下乡”，本质上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相关知识的“下乡”。这个工作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城乡一体化和国家内部区域间梯度发展趋势的自然产物，类似汽车下乡、家电下乡、资本下乡之类，我们不早就习以为常了吗？

“三下乡”最早的推动主体，就是共青团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到了1996年12月，中宣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从1997年起，“三下乡”活动开始成为多个部门协同推动的全国性活动，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大中专学生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充分利用高校学生暑假较长的闲暇时段，集中性地开展送技下乡、送教下乡、送法下乡、送医下乡、送艺下乡等。而其他部门如地方科技、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则多倾向于选择每年年初到春节之间，开展“三下乡”的集中示范活动，兼与“送温暖”活动相叠加，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无论是团中央在暑期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还是其他部门在年初组织的三下乡送温暖，都既是一种常规性的活动（至少持续20余年），也是一种限时性的活动（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可比性。

那么，“力争1000万人次”的这个数字是否合理？我并没有查到最近几年的暑期三下乡具体人次，但如果从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831万人（这还没统计中专学生）这个基本盘出发的话，三年时间动员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参与暑期的三下乡活动，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misson impossible。

二、“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应当指出，“送X下乡”的这个说法，诞生于城市对于农村存在绝对“势差”的年代，固然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现代化浪潮席卷“落后农村”产生的某种优越感。

事实上，今天的三下乡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具体执行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者、教师、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城市青年与农村农民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前者可以给后者“送去”现代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后者也可以为前者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理解真实中国、历练完善自我提供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留下一段值得珍视的人生经验。

换言之，今天的农村依然需要青年的关注，但今天的青年也有更强的兴趣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做学问，到农村寻找俯拾即是的各种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把教室里和头脑中的设想在农村土地上开花结果。不再是农村农民单向度地有求于城市、青年，而是互相需要、互相教育、互相依赖。三下乡正是满足双方这种一拍即合需要的平台之一。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以前随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到农村调研，他也转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青年人到农村去应当持有的基本姿态。我们不是拯救者、更不是教师爷，我们做种种调查研究，本身是有利于自身的见识提高和人格成长，耽误的是人家下田种地的宝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增益、有所感悟，首先要感谢人家的不吝分享和交流，谦虚老实地做好学生。而当我们经常性地深入基层、了解农村、交往农民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另一个地方再跟人交谈时，逐渐也能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也许让对方也能有所启发、有所受益。这时的交流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便此时，作为青年学生，也要懂得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且学无止境的道理，才能走得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