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合作

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研发能力无疑是令美国感兴趣的。而在另一方面，莫斯科也可能有意拓展其国际研发合作网络，以维持“技术主权”。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验表明，俄罗斯和美国能够成功地在各种类型的双边和多边联合研究项目中展开合作。如果他们过去能够合作，未来为什么就不能呢？例如，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已经提议在2029年派遣一支由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探测团队前往火星。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俄方谈判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路透社

然而，如果两国在其他领域仍主要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那么这种整体状态必然会严重限制两国在科研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预测，美国会像今天对待中国那样对待俄罗斯——推行一种“小院高墙”的政策。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中美关系现有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美国人并不擅长在建造“高墙”的同时把“院子”缩小。

人文领域

近年来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中，尽管“美国是一座矗立在山巅的闪耀之城”这一形象已经变得有些黯淡，不过美国的整体吸引力并未完全消失，当下在俄罗斯民众对欧洲的态度出现消极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许多专家认为，当前俄罗斯社会中的反美情绪并非那么根深蒂固。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俄美两国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会逐渐复苏，专家层面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层面的第二轨道交流也会逐渐扩大，就像我们在20年前看到的那样。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侨民群体就生活在美国，他们的总人数要超过300万。这个侨民群体可以促进双方更紧密的社会互动，进而在两国之间发挥天然桥梁的作用。

不过，在人文方面同样也不应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在美国，反俄共识依然非常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太可能有什么变化。这种反俄共识很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后，并在白宫新的领导层执政期间获得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美国的仰慕也不应被过分夸大。在2019年（即疫情爆发前的那年），约有5.7万名俄罗斯人进入外国大学留学，美国仅占这一人数的略多于10%，远低于德国、意大利甚至是韩国。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也呈现出同样的情况。至于生活在美国的前苏联侨民群体，他们规模庞大而且政治观点上是分裂的，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会成为俄美关系发展的助推器，还是会成为某种阻碍因素。

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的特朗普总统（左）、俄罗斯国家媒体2月提供的照片中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右）。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新的世界秩序

如今，莫斯科和华盛顿拥有诸多共同的战术利益。双方都在与他们所认为的全球主义国际既有势力作斗争，都在反对国际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都在争取恢复传统的国家主权，并且都在回归保守的价值观。两国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唐纳德·特朗普——彼此非常了解，他们虽然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疏远。同时，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观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或许多欧盟高级官员所秉持的观点和价值观是大相径庭的。

虽然两国有诸多共同观点，但在长期利益、愿望和目标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例如，对于莫斯科的政治家们来说，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是其核心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之一；而对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来说，这两个组织却是其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

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美元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是一个自然而然而且乐见的过程；然而对白宫而言，美元地位的下降却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在根本层面的金融乃至国家安全利益。对于俄罗斯而言，现在和未来，中国都将继续是其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然而对于美国而言，现在和未来，中国将继续是其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莫斯科，政治家们正在构想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然而在华盛顿，他们则倾向于寻求能够为美国当下带来具体政治和经济好处的“交易”。

总结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和华盛顿会注定永远对抗下去，也不意味着在关系出现“缓和”之后，两国必然会遭遇新一轮冷战的严寒。俄美双方都应当利用任何哪怕是最有限的机会来开展对话，即便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对于稳定世界局势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人们不应对俄美双边关系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俄美关系中正在出现的这种惊人的大转变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个人立场所致。这种变化仍然是脆弱且可逆转的。俄美双方应当着手为他们未来的双边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更稳定且更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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