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复兴的局限性

“精神失常的定义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出现不一样的结果。”这句话被认为出自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口，尽管没有确凿的文字记录能够证明。但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

拜登政府毫不掩饰的愿景就是让美国重回20世纪90年代那个美国霸权的黄金时代，但这恰恰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如果在整体上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又如何能指望美国在如今（各国都不太愿意支持美国霸权）的环境下达成更好的结果呢？特别是，如今的美国霸权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善，越来越自私。

在欧洲中心地带发生的这场剧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将对国际体系的整体格局留下深刻烙印。它势必扭曲众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改变它们对自身安全的固有认知，并迫使它们暂时搁置某些重要利益。

然而，任何区域性冲突都无法逆转世界发展的客观长期趋势，包括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最终，这些客观趋势将压倒欧洲区域性冲突带来的短期影响，而许多美国目前难以维持的政治成就，迟早将面临缩水。

毫不夸张地说，对美国来讲，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麻醉剂，让美国得以暂时搁置许多长期问题，并在短期内通过与盟友、伙伴甚至（某种程度来讲）对手与竞争者的互动中得分。尽管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一位病人患有腹膜炎等严重疾病，任何药物的效果都无法替代手术干预。

滥用止痛药或镇静剂的效果往往不会太好。尽管拜登政府从当前的俄乌冲突中获得了战术层面的红利，但它的确扭曲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关注排序，迫使华盛顿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眼前的困境上，并无限期地推迟处理对华关系这一更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尤其是在中国军事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在拜登政府执政的三年半时间里，白宫甚至未能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美国政界的许多人，尤其是共和党人，普遍认为这是民主党政府的一个明显且不可饶恕的缺陷。

此外，俄乌冲突已经表明，再次恢复单极世界秩序（至少是20世纪90年代的陈旧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白宫甚至未能重新赢得非西方世界传统伙伴和盟友的信任。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西、埃及等国以及其他地区领导国家都将此次危机视为契机，以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这一趋势绝不意味着那些国家都将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国，但它们也绝对不打算直接听命于美国。

换句话说，这场危机揭示了西方世界的自然边界和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地理局限。这并不是如许多美国分析人士所主张，是一个关于向全球南方国家讲述美国叙事的问题。现实是，美国似乎没有任何兴趣邀请全球南方国家深入讨论俄乌冲突或当今世界的其他危机，以找到适当、平衡与持久的解决方案。相反，拜登政府或明或暗地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就应该接受美国已得出定论的全部立场。

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美国对待全球南方国家的方式与对待西方盟友和伙伴的方式并无太大差异：这两类国家似乎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决策者，而是一定程度上主权受限、高度服从的决策执行者。对于有抱负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未来世界秩序愿景。这些国家希望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能够发声的主体，而不是沉默无言的客体。简而言之，目前在欧洲或东北亚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当地时间6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意大利的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视觉中国

当然，美国国际领导地位主要的潜在威胁源自内部。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美国人目睹了国内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的持续衰败、职业培训体系的糟糕质量、法律服务的高昂成本、严重的问题、政治不确定性频发，以及诸多侵蚀美国在海外领导力的内部因素。几十年来，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迅速加剧，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甚至连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降低。

因此，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主要围绕移民、气候、通货膨胀、犯罪等问题开展的政治讨论，更多反映了美国人的常识和务实态度，而不是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情绪。正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所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这一观点在美国依然适用。

美国的根本问题并非当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具体病症，而是社会内部深层次的分裂：共和党内的右翼势力日益壮大，民主党左派亦然。美国的政治中心正失去往日的稳定，而右翼和左翼的激进主义势力正在壮大。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拜登政府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模式已耗尽了其原有的潜力，现在亟需注入新理念。即使反对“美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将随之崩溃”这类悲观的预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内部陷入严重分歧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扮演一个自信的国际事务领导者。

20世纪90年代，许多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的民众均相信，美国就是现代性的终极代表，是一个设计和创造未来的全球“实验室”。到了21世纪20年代，这样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将有众多竞争激烈的“实验室”共同参与塑造人类未来的进程。

同侪之首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得出结论：美国作为一个曾经强盛的超级大国，正在迅速衰落，早已失去了旧日的力量与吸引力。美国依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科技水平最先进的经济体，具有惊人的灵活性与强大的创新能力。所有关于短时间内美国经济即将面临崩溃的预测都缺少事实依据，且带有政治偏见。

尽管如此，就连美国的狂热崇拜者也很难否认，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如日中天，为了治疗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诸多弊病而选择押宝在重返单极世界秩序的模式上，并不是一剂良药。

人们必须承认，尽管美国存在诸多明显的弱点和局限，但它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尤其是面临美国的积极反对时），许多区域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面临极大的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

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独特地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实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政治中大多数行为体的弱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的不成熟。这些行为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承担起创造和保护全球及区域公共产品的艰巨责任，更不用说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要设计者了。

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终结俄乌冲突。尽管全球金融的“去美元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依旧稳固，而且将长期保持稳固。大多数跨国科技产业链条或多或少都经过美国。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还是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美国“软实力”的潜力和运用将长期吸引着盟友和对手的羡慕。如今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后者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全球层面的“深层国家”）依然远远高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尽管如此，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恢复昔日霸主地位的前景并不乐观。这并非因为美国在各个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更加衰弱与无助，而是因为其他参与者正在逐步增强实力、积累经验和建立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地球这片共同家园的未来。新兴参与者走向成熟的过程或许缓慢且充满不稳定，但这一进程却是持续且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美国需要越来越多地适应崛起的新世界，而非让世界适应自己。

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要面临着适应新现实的任务。然而，这对美国的政治阶层来说尤为艰难和痛苦，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美国处于全球领导地位，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境。适应所需的时间越长，最终的结果就越令他们痛苦。如今，拜登政府事实上还在尝试维持全球现状，而这一战略恐怕难以取得重大成果。

美国的政治阶层不应该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协调并推动实施一个再工业化的长期战略，用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再度团结起一个分裂的国家。这一任务的规模与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面临的艰难挑战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九十多年前，是罗斯福的“新政”让美国人感受到一个共同的国家事业的感召，与实现“美国梦”的希望。唯有重振社会凝聚力，而不是通过外交政策的冒险与追求一个美国主宰世界的愿景，才能让美国再度伟大。

今天的情况是，无论是乔·拜登还是唐纳德·特朗普，都没有准备好向美国社会提供一个适应21世纪现实的升级版“新政”。我们只能期待新一代的美国政治领袖能填补这一危险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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