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在欧洲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

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与北约各成员国之间建立有法律约束性的双边信任措施，几乎和俄罗斯与整个北约之间达成类似的多边协议一样困难。同时，由于缺乏信任，任何非正式安排都可能受到双方的批评和反对。实际上，在与西方的总体关系中，俄罗斯尤其强调法律的约束力，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多次违反之前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承诺。

这种困境可能会使建立信任措施与欧洲军备控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要先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欧洲军控机制，从而逐步建立对立双方间的可预测性和信任。然而，一些专家对这种逻辑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军控通常伴随着侵入式核查机制，而建立信任措施却不是如此。倘若如他们所言，建立新信任措施和新军控机制应当徐徐图之、一齐推进，而非依次递进。

在更远的未来，即使各方无法就欧洲安全架构在理论上达成一致，但新欧洲安全架构仍然可以包含类似《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的内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全欧洲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可以限制在欧洲大陆特定地区部署特定类型的武器。

如今，人们经常提到，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有许多不完美之处，甚至存在缺陷。当然，在苏联解体后，最初的条约很快就过时了。但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后，欧洲所有参与国的军事武库和部署部队都大幅削减；监督这一进程的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欧安组织，而不是任何俄罗斯与北约的双边协商机制。俄罗斯领导层充分认识到，《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缺失在欧洲安全议程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这迟早要由新的法律安排来填补。

当然，任何新的安排都应与三十三年前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大不相同。即使是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峰会上批准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也显得不合时宜。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期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2007年，俄罗斯就停止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了，这远远早于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冲突，也早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2018年的南高加索危机。这意味着，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俄罗斯也不太可能会加入1990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或1999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可以想象，俄罗斯可能会奉行“防务孤立主义”政策，拒绝对其驻欧部队进行任何严格的限制。

同样，必须向中欧和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一套新的激励措施。不难预料，在俄乌冲突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可能很难信任俄罗斯。因此，在接触线沿线与俄罗斯达成军控协议将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应设法将巡航导弹或无人机等新型武器和颠覆性技术纳入考虑，并反应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比如使中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最初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与未来任何欧洲常规武器控制协议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1990年时，东西欧之间仍存在大致的均势。而今天，这种均势已不复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重新出现。

1990年，北约有16个成员国，而到了2023年夏天，这一数字增长到了31。瑞典最终加入北约后，其成员国将增加到32个。这种不对称性如何纳入新协议？如何为每个参与国定义“合理充足”的军事力量水平？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应对双方部队机动性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

备选方案之一是，新协议不必过分关注特定类型武器数量的上限，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国武装部队的最大透明度，包括部队和武器部署、军事演习、现代化计划、国防理论等。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单边、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一系列复杂安排，建立信任措施与军备控制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两者将融合成一个更全面、更丰富的军备管理模式。

在欧洲安全中，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界限的模糊，也可能成为未来欧洲安全安排复杂化的因素之一。欧洲传统的军控方法明确区分了常规威慑与核威慑。但美国提出了“综合威慑”的新概念，这通常被解读为结合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长期承诺，并特别强调了高超音速导弹、太空和网络空间工具等尖端非核能力，以帮助美国在所有领域保持优势。

核战，还是统一欧洲？

然而，俄罗斯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莫斯科认为自己无法在欧洲维持强有力的常规威慑，那它可能会更加依赖战术核武器，从而模糊核威慑与常规威慑之间的界限。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那欧洲传统军控方法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议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俄方将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The New START Agreement）。他提到，恢复美俄战略军控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将“北约联合打击潜力”即英法的核能力纳入考量。鉴于英美法长期反对这一想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和美国不可能于近期全面恢复战略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越来越担忧中国日益增强的核能力；但任何试图将中国纳入美俄战略军控等式的尝试都将极大复杂化美俄对话。

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与欧洲直接相关的复杂因素。首先，美国要坚持解决俄罗斯在其领土的欧洲部分部署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可以预测的是，从现在起美国还将提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问题。其次，俄方将继续推动解决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BD）的问题，这可能会对欧洲稳定和美俄战略平衡产生复杂影响。

美军部署在波兰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在建设的装备和弹药库等，都是美国增强在波兰军事存在的例子。图|波兰国防部网站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和复杂因素，美俄双方仍有可能采取相互协调的单边行动，以避免核军备竞赛走向失控。在欧洲，这可能意味着，美俄可能会尊重1987年美苏《中导条约》（US-Soviet INF Agreement）设定的限制。尽管美国的退出已导致该协议失效。据俄罗斯官员称，早在2019年俄方就宣布，俄罗斯是否继续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将取决于美国的对等行动。尽管拜登政府曾表示有兴趣在2021年美俄战略稳定磋商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但自2022年2月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这些磋商就被搁置了。

可能对欧洲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前途未卜。美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遵守其规定，但从未批准该条约，这也是该条约未能生效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确实签署并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近日俄方表示可能撤回批准作为对美国行为的回应。即使美俄在远离欧洲大陆的地方恢复其核试验，也会对欧洲的安全格局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需要一套单独的安排来管理欧洲最不稳定且局势紧张的次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这些次区域各具特色，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来应对。并非所有欧洲次区域的安全问题都要通过俄西对抗的视角来看待。比如，西巴尔干地区或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挑战有着深厚的本土根源，即使欧洲安全议程的东西方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或解决，这些挑战也可能继续存在。

另一个需要应对的挑战是欧洲日益增长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气候变化、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多个维度。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会以自下而上的模式开展，即从最基本的信息交换，逐渐发展到更高级的联合项目。

同样，这一进程可以先在非官方层面开展，然后逐步过渡到半官方，最终达到官方层面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争议性较小，政治敏感度低；如果确实如此，它们可能会成为东西欧安全对话的新起点。

欧洲能否再次统一？这还有待观察，但近期肯定不会。俄罗斯和西方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克服当前冲突带来的影响，并重启四十年前他们共同发起的进程。

需注意的是，即使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双方的立场可能也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四十年前，双方虽然都对彼此持怀疑态度，但仍怀有统一欧洲的浪漫愿景。而多年后，建立“欧洲共同安全空间”的失败尝试，只能让人对欧洲能否统一徒增疑虑了。

我们可以想象，欧洲大部分新的长期安全安排将成为欧亚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系最终将扩大到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此前各自独立的欧洲和全球安全议程正在不断融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参加了最近的北约峰会，这表明北约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防务合作伙伴。

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进行联合海军演习，莫斯科加强了与北非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可能会对欧洲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一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欧洲安全议程可能会受到东亚、中东和北非等其他地区安全风险的制约。即使实现这种“不可分割的安全”非常困难，但它仍然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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