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一点，尽管不断努力，但美国仍未能在亚洲建立一个像位于欧洲的北约那样强大的多边联盟。在亚洲南部，为了对抗亚洲的共产主义，华盛顿于1954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该倡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问题，并在美国战败于越南后分崩离析。在亚洲北部，由于首尔和东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试图将日本和韩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安全保护伞下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部分东约成员国的领袖和韩国总统朴正熙、南越领导人阮文绍和南越总理阮高祺于1966年10月2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国会大厦前合照。当时东约在马尼拉举行会议，会议主持人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毫不意外，在亚洲，没有人试图签署类似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的任何冷战最终解决文件（《新欧洲巴黎宪章》又称《巴黎宪章》，该文件获得签署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在欧洲未来将选择怎样的道路问题上各方所达成的共识）。同样，在亚洲，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试图建立一个像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OSCE）那样的包容性的多边机构。亚洲各国也没有致力于进行类似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或1999年签署的该条约的修订版那样的常规军控谈判，也没有致力于进行类似于1987年缔结的《美苏中程核力量条约》（INF）以及后来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INF）那样的核军备控制。在亚洲，即便是万众瞩目的多边倡议，如2003年-2007年期间进行的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而且会谈很快就终止了。

在泛欧合作的鼎盛时期，许多政治家、学者和记者试图比较欧洲和亚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时，通常会将前者的表现置于后者之上，认为亚洲在二战后出现了“制度赤字”，即便在1989年冷战宣布结束后，亚洲国家也未能消除这一赤字。

然而，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最终在处理其冷战历史问题方面比亚洲更成功，那么这种说法即便不是荒谬的，也是不恰当的。冷战后欧洲的所有机构——不仅是欧安组织，还有欧洲委员会、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等等——都未能阻止欧洲大陆新一轮的剧烈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要么完全停止运转，要么失去了泛欧身份。欧洲的核军控和常规军控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开放天空条约》或2011年《维也纳文件》等建立信任的协议也不再发挥效力。更重要的是，两年多来，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幸运的是，亚洲的情况要好得多。

欧洲能够从亚洲学到什么？

欧洲的确失败了，然而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亚洲就一定能成功。今天亚洲的局势并不稳定——大陆军备竞赛正在加剧，北约正在积极增加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活动，美英澳三边集团（AUKUS）正在考虑接纳新的成员，而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也有扩员的趋势。

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中印边境或亚洲其他地方爆发。这些冲突中有许多的确是由外部因素煽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大陆内部的问题也是促成此类冲突的因素之一。很不幸的是，即便各国之间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也无法成为保护亚洲各国免于陷入直接军事对抗的可靠护栏。

这对亚洲安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意味着认为亚洲将很快构建一个强大而全面的安全体系是不现实的。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有利的环境下都未能取得成功，在21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的亚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亚洲此时的环境可能更不利于这种雄心勃勃的规划成为现实。亚洲的大国竞争格局将持续很长时间，这种竞争将对多边机构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制约。

此外，亚洲太大，同时又太小，根本无法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安全体系。说亚洲太大，是因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并不相同；很难想象用“一刀切”的方式为整个亚洲做出全面的安全安排。

说亚洲太小，是因为亚洲的许多安全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或俄美关系等全球安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与亚洲域外大国达成全球层面的协议（如在战略稳定方面），就无法解决亚洲自身的安全问题。在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里，“用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旧有原则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现在就为亚洲大陆制定一个长期解决方案可能为时尚早。亚洲的战略动荡局势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将使任何试图在稳定的力量平衡基础上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对不稳定的预期可能会增加军事冲突意外爆发的风险。

5月27日，第九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在首尔举行。图源：法新社

不过，好消息是，与一个世纪前日本致力于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同，如今在亚洲没有人有兴趣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今天，在中印之间、印巴之间、朝韩之间的确不时发生冲突或一些危险事件，但这些冲突和危险事件还从未升级到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程度。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战争也是一个明确警示，它提醒亚洲国家不要鲁莽地出手，否则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冷战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国关系走上错误的道路，保持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中美、中印以及亚洲其他大国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在潜在敌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增加透明度、可预测性和相互理解，在这方面做好哪怕是非常小的、渐进的工作，也将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第二轨道层面朝着建立信任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这将为双方官员富有成效的接触铺平道路。

最重要的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然是亚洲大陆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普京总统最近的中国之行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为进一步推进这一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在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机制（BRICS）、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内加强以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将是对这一伙伴关系的有益补充。虽然这些角色互相叠加的机构并不是解决亚洲所有安全挑战的灵丹妙药，但只要它们能共同发挥作用，就可以确保亚洲不会陷入欧洲的困境。

202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GSI）以应对世界上日益加剧的冲突和安全挑战。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提议为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2月21日正式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奠定了基础。尽管“全球安全倡议”所阐述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但在亚洲对这些原则进行检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亚洲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一片大陆。

如今，已经到了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和平建设方面亚洲给欧洲上一课的时候了。也许，今天的亚洲领导人能够以非常务实、坚持不懈和负责任的方式共同努力，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或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家们做得更好。

亚洲的机会之窗尚未关闭，历史的终局尚未到来。现在是结束亚洲冷战的时候了——不是像1989年在欧洲那样轰轰烈烈地结束冷战，而是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通过一系列经过精心安排的渐进和谨慎的步骤，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所有人对这一伟大事业负有共同的责任。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语，胜利不需解释，失败不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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