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未来10年，世界秩序的解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将对国际机构、国际制度、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要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可能继续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类何时会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近日，北京对话特约专家赵华胜教授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科尔图诺夫联袂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处于解体的初始阶段，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目前不太可能达成新的国际"大协议"，但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务实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保持稳定。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努力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两国还应与"南方国家"携手，通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机制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加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该文俄文、英文版由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网站首发。英文标题为《The World in 2035: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中文版由北京对话公号首发，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 科尔图诺夫、赵华胜】

本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将过去，第二个四分之一很快到来，我们离新千禧年的初期已经越来越远，现在，是时候思考2050年或至少2035年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未来10年世界秩序的解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将对国际机构、国际制度、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国际体系的其他要素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可能继续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类何时会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么？

问题的根源

2035年的世界将不同于2024年的世界。全球人口将再增加10亿，从现在的80亿增加到近90亿，但总体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全球变暖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的某个时间点超过1.5摄氏度的临界点，从而引发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但可能会明显放缓；亚洲可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国家经济优先事项可能继续从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转向更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参数。到2035年，大部分人类将生活在未来学家所称的"后信息经济"时代。

当然，所有这些趋势都可能被各种"黑天鹅"扭转，从不可预见的致命流行病到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的全球核战争，不一而足。2024年至2035年期间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不可预知的事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你看过《流浪地球》吗？），本文中，我们将讨论范围限定在那些排除了最具灾难性和最不可能发生情景的世界秩序的潜在变化上。

当前世界秩序的解体仍处于初始阶段。迄今为止，它主要影响了俄罗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对较小范围的双边和多边机构和制度——从联合国安理会和美俄战略武器控制制度到北极理事会和欧安组织，再到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解体正日益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许多其他领域——如世贸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防扩散机制和反恐合作、各种地区安全和发展机构。

反对“脱欧”的示威者手举标语牌站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图片来源：新华社）

并非所有的解体趋势都与俄乌对抗或美中对峙有关。早在这些不幸的事态发生之前，一些问题日益严重的迹象就已显现。例如，《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早在2018年就因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效，2019年华盛顿还退出了与莫斯科签署的《中导条约》（INF）。2015年，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机袭击了欧洲。2016年，英国举行了颇受争议的脱欧投票。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开始得更早——至少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等区域多边机构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困难。世界各地问题的累积最终引发了以前普遍公认的规范、程序和原则的雪崩，而这些规范、程序和原则早先曾维持着全球稳定和国际秩序。

因此，认为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完全是由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急剧恶化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未免过于简单化。多边机制和制度的问题有更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根源。这些机构和制度的效率甚至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民粹主义者认为它们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只代表着世界主义自私精英的利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猛烈抨击联合国，欧洲民粹主义者妖魔化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机构，这些都足以说明问题。在经济日益困难、社会日益紧张、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时代，这种情绪的酝酿和爆发难以避免。

不探讨民族国家内部的一些根本性变化，我们就无法分析全球治理的危机。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被描述为：由于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新的社会交流手段的出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机制的长期衰退。在许多国家，传统政党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核心国家机构和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右翼与左翼、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旧有政治边界线变得不再稳定。在这些趋势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由非常脆弱的政治联盟来治理，这些联盟极易受到公众情绪和偏好甚至是微小波动的影响。当然，也很难指望这样的政治联盟会奉行一贯的、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势今后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延续与变革

毫无疑问，如果现今的国际趋势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它将继续下去——国际秩序将发生更深刻、可能更危险的变化。简言之，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框架仍会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仍能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和需求，尽管国际社会陷入深刻分裂，但多边平台仍被各方需要，另一方面，现在国际秩序的转变从性质上说仍是一场在原基础之上的演变，而不是彻底摧毁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我们不应低估许多长期国际惯例、规则、甚至习惯和传统的韧性；这种韧性在过去两三年中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在2035年的世界中，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许多2024年的世界甚至1945年的世界的遗痕。

4月8日，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重新审议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是，从现在起的11年后，原有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受到的尊重可能更低，它们的功能有效性会更减小，它们——或其中大部分——可能仅仅成为政治性或象征性的机制。一些无法适应新需求的功能性机制将失效或解体，如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旧安全机制，而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很难想象在2035年，我们能在东北亚或中东等地区看到新的发展完善、制度化程度适当的集体安全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当前的体制疲劳很可能会继续存在，而这种疲劳将成为启动新的全球或地区机构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反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求的地区组织和次国际机制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可能成为更加显要的主角，如金砖集团、上合组织、欧盟、北约、东盟、阿盟等等。不应低估历史悠久的组织所积累的制度惯性；几乎无法想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何解散，甚至如何彻底转型。相反，至少其中一些多边机构的成员数量极有可能增加。我们还可以预测，其中一些机构内部会做出更加灵活的安排，使成员资格与伙伴关系之间的红线（如“金砖四国+”）变得模糊。而扩大规模的代价将是决策过程更加复杂和繁琐，以及这些组织的纪律更加松散。

与联合国不同，以问题为中心的地区性甚至全球性机构由志同道合的成员组成，因此在政治上更加一致，在职能上相对更加有效。这些机构的兴起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分裂。换言之，统一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将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意义，而地区组织和次国际机制的作用将更具实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结构的重点将从主要的多边机制转移到次要的多边机制。总之，2035年的世界将比2024年的世界更加支离破碎，这将使实现全球治理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国家危机

当前变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世界秩序的瓦解会或不会对单个国家产生影响？是否有可能避免进一步加深脆弱国家及其国内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危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否会加深？可能出现的国家危机会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移民产生什么影响？

国家危机可能会持续下去——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到2035年，我们将在中东、非洲甚至南亚等地看到更多的“失败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仍然非常薄弱，对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往往不如对部落、地区或宗教信仰的归属感强烈。这些问题还将因日益增多的跨境移民而加剧，这些移民经常产生混合或平行的身份认同。今天，约有1.8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3%）生活在其国籍国之外。到2035年，这些数字很容易翻一番。

由于弱小国家的自我保护能力弱于大国和强国，它们往往更强烈地感受到国际秩序崩溃的冲击，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加恶化。如何适应这种环境，是它们面临的一大挑战。除了棘手的国内问题外，地区冲突将发展并变得更加可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容易蔓延，消除贫困的目标将更加难以实现。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队后，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家园已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图片来源：IC photo）

另一方面，大国在世界偏远角落参与援助的意愿可能依然不高。由于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或海地等地的明显失败或最近的尝试，援助国家建设的想法已经大打折扣。发达国家的多重国内问题也将限制其进行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能力或意愿。这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全球南方的大片地区将事实上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尽管从法律上讲，它们仍然是合法的国际行为体。然而，这种排除也有其局限性：“失败国家”将继续通过“输出”新一波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包括毒品和人口贩卖）、污染等问题，引发国际问题。

不难预料，国际体系的不断瓦解，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日益分裂，将给全球经济、技术进步、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更不用说核扩散、地区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挑战了。从理论上讲，小国可以在中美两个经济巨头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由此获得额外的好处。然而，这种收益即使能够实现，也会被影响到每个人的全球经济损失所抵消。

当今的悖论是，世界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但当前的地缘政治趋势却将世界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运动的确切代价在于许多独立变量，特别是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可能会持续多久，以及中美战略脱钩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无论如何，在2035年，我们应该准备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凝聚力下降，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更加明显且更具破坏性，自然资源竞争更加激烈，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紧迫。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时代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无意中的好处——例如，军事技术竞赛的加速可能会为民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它可能会像二十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那样，推动东西方新的社会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和研发战略。然而，所有这些好处都无法抵消全球体系分裂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风险。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中，负责任的行为体应能够以最有序、最不痛苦的方式管理分裂，即使它们在理想的世界秩序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国家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掌握“分裂管理”的艺术，还有待观察。这门艺术需要极大的耐心、同理心、耐力和远见——这些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素质，而这些素质一直都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