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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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不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约瑟夫•奈则是因为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美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研究经济大萧条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他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会快速蔓延，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自拔于经济危机之中。当然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各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分工与贸易，世界经济体要稳定运作，需要一个龙头、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要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

金德尔伯格从他的历史研究中提炼出“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其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其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金德尔伯格认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是扮演这样一个“领导者”角色，负责开放市场、稳定汇率、维护和平秩序和航行自由等。但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出现悲剧的原因就是领导权的青黄不接。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而美国也许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奈说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抛弃这个领导责任，不再愿意去扮演这个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他的担心是，当前中国也许力量还不够，或者没有这种意愿，或者还想继续搭便车，因此一旦美国不愿继续承担国际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体系便会出现巨大的动荡甚至会慢慢解体，贸易战将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再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就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扮演危机管理的角色。

奈的担忧是很典型的美国主流外交精英的观点，他们对美国中心秩序的衰落预设了各种悲观的结论。他们倾向于夸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低估其他利益攸关者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能力与意愿，也不愿认真面对从“西方中心世界”过渡到“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否有能力扮演积极性与建设性角色的这个重要课题，所以他的分析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片面诠释。

的确，当下的世界存在着类似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悲剧重演的风险，但形成系统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与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路，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产生的相关利益攸关者群体的数量还是远大于受损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撑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或是很多中小型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都已明白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跟国际规范。

奈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我们把它叫作“补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这是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对国际体制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性的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当然，美国可能因为自己块头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顾后，可以完全在双边关系里滥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且在对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让许多美国保守派的资深外交人士都看不下去，担心美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堕落为“流氓超强”（rogue superpower），但他毫不在意这些批评，甚至还公开崇拜美国历史上展现残暴不仁本性的人物。但是，全球经济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因为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很多国家强烈的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立场基本上非常一致，它们不会跟进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不会轻易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抗中选站。2018年10月的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的声明中很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联合国体制、WT0多边贸易体制、《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伊朗核协议》的坚定支持，与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虽然它们现在暂时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只要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