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二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是我根据几组数据整理出来的一个表格，几个指标都齐全的国家（或地区）总共有130个，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两个智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两位，非洲的乍得则在130个国家（地区）中垫底。中国在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与印度和海地处于同一个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牙买加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落后于乌干达和马里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来说明中国离自由市场经济的距离有多远，中国是多么急切地需要继续改革。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经济自由度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与中国一样属于倒数，却也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模式派可以从同样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与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结论，即过分的自由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威权政府、强势干预和混合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比别的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

注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是两家有名的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智库，他们每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打分排名。这两家机构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构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产权、政府大小、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稳定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个方面，即民主与言论自由、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及对腐败的控制力。这里的排名是根据这六个方面的指标的简单平均值做出来的。人均GDP的增长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然而，如果我们把130个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与经济增长率其实没有什么相关性。自由派当然是坚信经济自由促进经济增长的，他们也许会说表二的数据并不一定说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而是说明这些智库给出的指标不能真正反映各国经济自由的程度。但这样的辩护也有问题。

一方面，花这么大力气制作这些数据的人和机构显然相信经济自由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连这些人得出的经济自由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都不相关，那真的可能说明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还没有能够准确反映经济自由度的指标，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就还只是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并不是经济越自由，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显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经济发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国模式派还是“发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计划、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制一定是不行的，极端不自由的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在摒弃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增长的经济自由度，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似乎没有模式可循。虽然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不是很多，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质量也都非常高，但这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因。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关于东亚奇迹，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释之外，还有一种文化派的解释，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欧洲十六世纪开始的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新教国家兴起的原因，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学习资本主义的做法。

不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文化派的声音和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在私下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大谈国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但对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发展却是非常不屑的，觉得文化论是一种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毕竟同文同种的南韩和北韩、港台和大陆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制度的影响又是什么？同样的中国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迥异，无疑乃制度变化所致。

其实，绝大多数持文化派观点的学者都不认为文化是唯一的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承认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强调，承认制度的作用不等于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还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同样是计划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混合经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用制度和政策很难解释这种差异。

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但同样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东南亚，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经济成就平均都高过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韦志超和孙昂的一个研究，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人均GDP与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国内各省的人均GDP与华人的占比也是明显正相关的。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简单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来解释。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文化派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轻率地将文化特征与经济结果的统计相关性看成是因果关系，而对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条件（气候地理、生态环境、种族结构、教育水平等）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等考虑不够。

中国增长之谜可能的答案

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就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更多的国家发展缓慢？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药方，但至今可以说还是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没有世界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经济却发展得很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本土的“幼稚”产业而实现工业化，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虽然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未能给予它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还有一个共识，就是落后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资金的缺口可以通过外国资本或者援助来弥补；但结果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外援和外资，导致贸易赤字严重、外债过多，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

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成了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开出的药方，后来被总结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和印度增长得很好，而实施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国家却增长缓慢。

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结论听上去也许并不新颖，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不容易：何以见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如地理、气候、人种、智商等等）呢？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崇尚勤俭和学习的文化呢？另外，如果传统文化真是中国发展更快的主要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无论怎么变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否还意味着中国也将会像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一样最终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些问题要留待后续的文章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