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蔡英文大胜朱立伦308万票，得票率达到56%，而且民进党也赢得68席“立法委员”，成为台湾第一大党。这一幕如同重演八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胜选：2008年，马英九得票率高达58%，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席次。虽然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6%，为台湾地区自有领导人直选以来的最低投票率，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变的动向。从2008年到2016年，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民意的重大变动，并通过直接选举机制体现为政党轮替的实现与政治周期的循环。这一幕恍若一个巨大的政治摩天轮，在不停的运转中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几十年来，政治学界对拉美和东欧的民粹主义的研究发现，在贫富严重分化且中产阶级薄弱的社会，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往往使占多数的下层选民寄希望于左翼政治领袖；而一旦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时，则社会潮流常常会大幅转向，换党换人遂成为常态。这种社会心态的钟摆变动及其促成的政治周期的理论，在今天已迈入发达社会且中产阶级规模庞大的台湾却成为了现实，着实为政治经济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挑战性的新问题。如今，蔡英文率领民进党的中生代精英，依靠这个摩天巨轮般的政治周期攀上了台湾的政治顶峰，但是，她能否安全地走下这个摩天轮，还是未定之数。

一、台湾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与政治周期

今天，从中国大陆隔海望去，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已成“中等强国”的第一旗手，一时引领风骚。新加坡的超级自由港地位依然坚固，经济表现仍然出色。只有台湾和香港，过度的政治化冲击了经济增长绩效，“黄金年代”一去不返，“台湾经验”恍如明日黄花。

台湾经济历经四十年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后，自1990年代末期至今陷入了一个明显的波动期（而非简单的停滞或者下滑）：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参见图1）。这与台湾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民营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关。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的话，台湾很难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经济波动扩大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与最低所得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随着二十多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内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阶级意识逐渐抬头。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队伍里。这种社会分化说明：近年来台湾流行的阶级话语体系，是阶级分化和政党竞争下被建构的产物。从“反马”与“恐中”情绪在阶级话语中的发酵可以看出，台湾的内部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图1：1990-2014年台湾经济增长和景气对策信号（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

与此同时，政治民主化对行政体系和文官群体产生冲击，发展型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削弱。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台湾的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往往“顺了姑情逆了嫂意”，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在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年代，普通民众对政治领导精英的要求变得极高。马英九除了领导力薄弱的问题之外，在证所税、油电涨价、军公教优待、基层权益保障等内政问题上一再失策，造成执政公信力的严重下滑。同时，由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政争引发的执政精英矛盾造成党内不安。而此后国民党中央的“换柱”行为，以及不分区“立委”名单对派系因素和个人私利的考虑等问题，不仅让国民党普通党员灰心丧志，也让中间选民失望透顶。可以说，在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下，执政能力和政党内斗加速了国民党组织的衰败和最终下台。

二、结构性问题对民进党的挑战

台湾政治的钟摆经过八年的周期摆动，虽然背景图由“蓝天”换成了“绿地”，但是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蔡英文和民进党今日的胜选，说明台湾选民寄予其极大的希望。不过，蔡英文本人过去的资历并没有证明她有杰出的领导能力和重要政绩，民进党在过去八年间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反对和抗议，对台湾政治进步乏善可陈。现在，蔡英文和民进党不得不承受国民党执政八年所留下的经济社会低迷局面，压力极大，可以说一开始就深陷结构性的困境之中。

首先，在大陆连续发出坚持“九二共识”的强音之后，在两岸关系上如何“维持现状”就成为蔡英文的沉重包袱。“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民进党和蔡英文本人的国家认同观与此有着极大的差距。如果不认同“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八年来两岸经济社会文教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就没有政治基础，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就讲成为骗选票的政治谎言。蔡英文在选举期间以“维持（两岸关系）现状”、遵循“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承受“两岸交流既有成果”、依据“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等论述来回应各方质疑，对两岸关系议题采取了回避和淡化的策略。同时，由于大陆的克制，台湾民众也没有真切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危机。因此，两岸议题并没有成为此次台湾选战的主轴。不过，蔡英文当选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论述已不足以应对具体而迫切的两岸事务，两岸都在注视她对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的态度以及政策主张。可以说，大陆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本质问题上的认知落差，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第一个困境。这种不确定的两岸关系，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