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对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影响深远，不仅掀起了“反服贸”议题，而且冲击了当年底的“九合一”选情，甚至牵动蓝绿两党对2016年“大选”的布局。为什么一场学生运动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如果仅就这场学运本身进行分析，难以解释其超越台湾校园的社会反响和政治动荡。因此，有必要拉长时间轴线，拓宽研究视野，探究在台湾延宕三十多年的“国家认同”争论对当前台湾新世代社会心理的塑造，分析二十多年来台湾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对当前社会运动态势的影响，才能透视这场学运所折射出来的台湾社会变迁，把握今后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思潮演化的方向。

当代台湾社会动员论述的演变

社会动员是社会组织传播其理念、扩大其影响以及提升其支持率的基本方法，是竞争型政党政治体制下政党组织的常见行为，核心内容包括动员论述、动员策略和资源投放等方面。最近十年来，随着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朝野易位”，这两大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论述主轴也发生了变化，认同问题逐渐沉淀下来，阶层分化问题日益凸显。

“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上承民族主义谱系，下接政治社会学理论，在后殖民、后内战与后冷战的两岸关系背景中，这个概念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还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认同过程的很多特征。2008年以前，以省籍—族群—统独争议为核心的认同矛盾，成为台湾民主转型中最敏感的社会动员议题。[1]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台湾三次“大选”中，民进党注重沿着省籍—族群—统独的社会分歧线进行切割式的社会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政治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2]这种社会动员论述，包括两方面的传播策略：一是在台湾内部强调族群-省籍的身份区隔，二是在两岸议题上强调统独立场差异，而且外省籍经常被看作倾向统一。[3]

不过，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引发台湾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改变了蓝绿两党的社会动员论述与策略。台湾的民意调查发现，虽然2008年以后“台湾人认同”逐年增加，但是省籍—族群—统独问题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尖锐，族群问题已经不再是2008年大选的主要问题。[4]台湾政治学者研究发现，自2009年起，民进党将台湾政党的社会分歧线从过去的族群与统独分歧，转移到所得分配不均的阶级分歧，而且民进党主张在坚持“台湾主权”下，成为社会弱势阶级的代表，以区隔国民党既轻忽“主权”又代表资本家的政党形象。[5]还有一种分析路径指出，2008-2012年，民进党的社会动员论述在“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以便在全球化和社会公正议题兴起的年代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动员。[6]

概括地说，自2008年以后，台湾蓝绿政党的社会动员论述，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出现变化。[7]

第一，台湾的本土性“国家认同”不断积累，沉淀成重要的社会共识，主要政党在选举期间淡化对本省/外省省籍的区隔和对族群差异的区分。

第二，以财富和职业为核心的阶层意识加速形成，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成为选举期间各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新空间。

第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视经济增长复苏的政见和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见分别成为蓝绿两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基调。

第四，两岸关系议题与台湾公共政策议题紧密互动，形成复合的政策议题网络，台湾政党和选民都在这个网络中重新定位自己。

认同政治维度下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台湾社会认知

民意调查与统计分析发现，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差异影响到他们对两岸经济交流利益的判断。亦即，在当代台湾社会，认同观扮演着透镜的作用，看似客观实在的经济利益，经常在被选择性地用国族认同观过滤后，才转换成认知和评价。这多少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关系的评价偏离了客观实际。

台湾“中央研究院”吴乃德研究员提出“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排除了“战争威胁”和“两岸发展差距”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干扰，力求准确测量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与统独选择。据此方法设计的问卷，要求随机抽样的受访者回答两个问题，问题1是“如果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不是同意台湾应该独立？”；问题2是“如果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相当，你是不是同意两岸应该统一？”。对问卷答案进行交叉联列和统计分析，揭示受访者真正的认同，并描绘出调查样本的认同分布趋势。[8]2011年“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涉及两岸经济交往与台湾人国族认同的关联问题。根据上述“有条件的统独选择测量法”分类，国族认同被分为“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双重认同”和“维持现状”及其他，而两岸经济交流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从正面、负面进行量表划分。数据关联统计参见表1。

表1：台湾的民族认同与两岸经济交往之关联

（资料来源：“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效应研究小组第一次民意调查”，台北，2011年；参见吴乃德：《中国崛起的政治效应：民族认同与政党支持》，中国效应专题研究小组第一次小型研讨会，2011年4月23日。）

分析表1可见，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民族”的受访者中，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密切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和“帮助很大”的比例，高达88.9%。而认同自己属于“台湾民族”的受访者中，对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正面与负面看法比例分别是38.1%对41.1%。至于“双重认同者”和“维持现状者”的看法，也是多数认为有正面影响（分别是76.2%和73.7%）。这些数据说明，对台湾经济如何受两岸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认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认同观直接影响了利益观，主观性盖过了经济理性。

这种基于认同观的利益观，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利器。双方分别从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认同观的民众——中动员和收获选票支持。实际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贸”具有相同点：具有台湾民族认同的民众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而具有中国民族认同的人则多持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