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若麟】

常常有人问我，你常驻巴黎超过二十年，如今离开法国后，你对法国有何印象？

我常常回答说：一言难尽啊……

确实，法兰西共和国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一个倍受瞩目的国家。人口仅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但却有诸多领域与中国并驾齐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都是文学领域的“超级大国”——我们有曹雪芹、法国有维克多·雨果，我们有鲁迅、法国有让—保尔·萨特；都是科技大国：中国古有造纸、印刷、指南和火药四大发明、法国直到上个世纪还有新四大发明：（一度）跑得最快的高铁、飞得最快的超音速协和式客机、技术最先进的核电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联网Minitel……更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中法两国绝对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烹调！法兰西大餐和中华厨艺绝对是俯瞰全球的！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法兰西民族！是法国人！是我诸多的法国朋友！

2002年7月，作者出席朋友家宴期间与时任法国国防部长阿利奥-马里（右二）、前外交部长韦德里纳（左一）、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一起交谈。

应该坦承，我最注重人生友谊的岁月，是在法国度过的。因此我似乎有着更多的法国朋友。他们对我的帮助、影响是巨大的。而我从来没有机会在我的任何文章里面谈及我的法国朋友们。真是太不应该了。他们大多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善良、政治理念各异，但都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诚挚的友情……今天我就要借《中国新闻发布》的一角，来谈一谈我的法国朋友们。

当然，我要说明一句的是，下面我将提及的法国朋友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他们都各有千秋，我对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友情；而且我也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绍有限的几位朋友……

说到我的法国朋友，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已经逝世的几位年长于我的先辈。

第一位是Michelle Loi，一位研究鲁迅而闻名的汉学家。我是在北京结识到她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还在《中国青年报》供职。大约是84､85年左右，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听说有一位酷爱鲁迅、毕生致力于将鲁迅文学作品翻译成法文的教授正在中国访问。我立即就想方设法去找到了她，采访她。她叫Michelle Loi。为了表达对鲁迅的崇敬和对《阿Ｑ正传》的喜爱，她将自己的中文名特意取名“鲁阿”。

鲁阿是一位非常热情、充满善意的法国人。她很晚才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她33岁，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学教授。但她信仰共产主义，是法共党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于东方。对外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帝，震动全球；对内，中国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社会主义改造，民众生活水平在迅速改善，而国家则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

这时，鲁阿等一代左翼青年开始对中国产生浓烈的兴趣。而中国文学对于鲁阿来说又以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巨大宝藏。因此她决定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学。她师从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勒内·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70年即通过中国白话诗歌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翌年，鲁阿第一次来到中国。很快，鲁阿被鲁迅所吸引，进而成为研究和翻译鲁迅作品的专家。她组建并指导着一个小组，“鲁迅小组”，发誓要把鲁迅的小说、诗歌、杂文等尽可能地介绍给法国读者……

我采访她时发现，她对鲁迅的热爱完全是出自内心的。她坚信，鲁迅精神不仅对中国人是一个启蒙之源，即便对于法国人来说，“阿Ｑ精神”也具有警世之含意。鲁迅的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一度成为法国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的精神支柱……事实上，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鲁迅在法国一度风行一时，鲁阿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而鲁阿与《毛主席的新衣》一书作者彼埃尔·利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西蒙·蕾（Simon Leys）——有关中国的争议在法国当时曾轰动一时。鲁阿坚定地站在捍卫中国的立场上，与台湾培养出来的利克曼南辕北辙……

当鲁阿听我谈到家父郑永慧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时，她便执意要结识我父亲。她与我父亲促膝长谈、共同语言甚多，彼此相见恨晚……当她阅读了我父亲翻译的法国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后，执意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请，要给予我父亲翻译奖；而且执意要求法国政府出面专门邀请我父亲到法国进行文学考察……

后来我到法国留学、工作，与鲁阿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她曾邀我家宴，我发现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简洁的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住在巴黎郊区“穷人”聚集的奥贝维利埃市，过着极其简扑的物质生活、但同时又是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我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缩影。

鲁阿给予我的一个启示，就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完全可以与世界最璀璨之精华相媲美，这就是为什么她以毕生之精力致力于鲁迅作品的法语翻译，直到2002年离世。鲁迅在天之灵一定会盛情欢迎鲁阿教授……最为关键的，则是鲁阿为中法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鲁迅这样伟大的、象征着中华民族灵魂的作家介绍给具有文学天赋的法兰西民族，是拉近两国人民心灵的一条捷征。鲁阿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法国学者、作家扎维耶·瓦尔特

另一位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法国朋友，是一位同时“籍籍无名”但却又“大名鼎鼎”且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Xavier Walter：扎维耶·瓦尔特。说他“籍籍无名”，是因为你在维基百科等书里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但“大名鼎鼎”则是法国学术界都知道，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有一位“捉刀人”，法语叫“Nègre”，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代笔”，他就是瓦尔特！

我在来到法国之前，曾阅读了不少法国书籍。虽然当时法语水平有限，读得半懂不懂，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就是书是谁写的、写的是哪个方面的主题……我常常吃惊于法国学者涉猎面之广、出版书籍之迅速、学识之广博……就以阿兰·佩雷菲特为例：他一生出版的书籍，仅涉及中国的就有《当中国醒来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停滞的帝国》、《中国悲剧》、《中国已经醒来》等多部。其他涉及法国政治的有《这曾经是戴高乐》、《论戴高乐I、II集》等；涉及法国经济的有《经济“奇迹”》、《法兰西之病》等；涉及法国社会的则有《信任社会》等……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畅销书。

他还是一位在位时间几乎是最长的政府部长、议会议员、法兰西院士！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如此精力、完成如此宏大的人生工程？我一直认为这可能是天才人物与我们这种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吧……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遇到了瓦尔特。

当瓦尔特得知我不仅采访过佩雷菲特，甚至到他家里去进行过交谈，他立即打开了话匣子！而令我震惊不已的，则是他与佩雷菲特竟已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居然是佩雷菲特的“捉刀人”！在中国，“捉刀人”一说是很罕见的，但在西方却是一个常用词。后来我又遇到一位曾经与法国集学者、政治家、银行家等多种生涯于一身、且及其多产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捉刀人”时，我就不再惊讶了。

瓦尔特本来是一位记者兼作家，经常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发声。后来佩雷菲特成为该报的主管人物后，瓦尔特与佩雷菲特达成协议，转而成为佩雷菲特的助手，协助他撰写新著，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从此瓦尔特在公众场合“失踪”了，但他却进入了幕后的文字世界。瓦尔特当时并不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只是通过对西方历史上去过中国、并撰写了文章、书籍的欧洲人的材料进行整理，根据佩雷菲特的需要而撰写成书，最后由佩雷菲特修改后署名出版。

我当然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一起喝咖啡、一起共进午餐、一直到成为朋友而密切交往……在我们的谈话中，佩雷菲特当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瓦尔特坦承，多亏了佩雷菲特，他才发现了中国这个“精神王国”。从1987年开始，瓦尔特不但经常前往中国，而且一直在深入研究中国；事实上，他自己说，他已经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灵魂乐园”，自己寻求、认识、理解和发现真理的“思想黄金国”。

但他也告诉我，佩雷菲特对于“捉刀人”的存在是非常谨慎的。他与佩雷菲特几乎没有公开一起参加过公众活动。佩雷菲特也仅仅对瓦尔特在他还活在世上时出版的第一本书《John Barrow, 一个英国人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撰写过序（Barrow，英王特使马戛尔尼的助手）。两人的公开关系仅此而已。

但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却是非常深的。瓦尔特在佩雷菲特逝世后专门撰写了一本书：《有关中国、法国和其他地区的编年史：从1979至1999年》，里面详尽回忆了他与佩雷菲特二十年的交往与合作。在书中，瓦尔特专门说明，当他提及佩雷菲特的某本书，并在书名前加上一个星号的话，就说明这本书是佩雷菲特在他的合作下完成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一共有九本，其中有五本是涉及中国的，包括我们都很熟悉的《停滞的帝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国悲剧》和《中国已经醒来》等。当然，瓦尔特从来没有对我说，没有他，佩雷菲特就写不出那么多有关中国的书。他与佩雷菲特显然是有严守秘密的约定甚至是协议的。但我自己慢慢地理解到，在西方，所有的真实表象下面，都有可能存在着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幕真相……而这几乎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不像中国。在中国，除了官方史册以外，还会有各类详细的民间历史纪录，甚至会有多个版本的记录。都是公开的。中国历史因此而极为透明、易懂。而西方则相反，所有的纪录都被权势集团所垄断、把持。因此，我常常将西方社会比喻成一个“俄罗斯套娃”：在最外层被垄断、把持的表层娃娃里面，还隐藏着另一个、甚至另外多个套娃——也就是真实的历史，就看我们能否具有足够的慧眼去看破它、穿透它、认识它……

瓦尔特一生同样撰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他本人就曾赠送了一本他撰写出版的厚达596页的《北京终点站》给我，作为我们第一次相遇的纪念。这本书是通过一位法国旅行者在上个世纪初从欧洲一直来到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非常引人关注……到今天，我手头就有瓦尔特的多种书籍：《河马之旅》、《中国传教士的第三次死亡》、《有关中国的小故事》、《孔子是否在等待耶稣》等。

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这些书都是在1999年之后出版的、而且大多与中国有关。也就是说，在佩雷菲特逝世之后。瓦尔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书究竟是他自己要写的，还是为佩雷菲特准备的；如果佩雷菲特继续活下去的话，这些书是否会以他的名义出版……瓦尔特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说明。但我却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而且我认为我的理解方式是符合事实的……

在瓦尔特整理或亲自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中，他一直是用赞赏和崇敬的态度来理解和介绍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他热爱中国。在他家里，摆满了他从中国带回来的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从瓷器、国画、文房四宝一直到红木摆饰，应有尽有。正是因为他从心底里对中国充满感情，因此他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往往能够打动读者。读过他的书的人，很多都会成为热爱中国的“业余汉学家”。中国官方几乎不知道瓦尔特的存在。法国官方也同样。但正是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瓦尔特们”，在为中法两国民间的友谊夯实基础、造福双方，中法友谊方能长存。我钦佩“瓦尔特们”。

可惜，瓦尔特不幸患了癌症。在法国，癌症病人的治疗费用由国家全包，这是其他国家几乎都做不到的。但与此同时，坊间却在传言，当国家发现治不好的时候，就会悄悄地中止治疗，任病人在安详的状态下离世。瓦尔特本来与我约好，翌日我会到医院去看他，陪他聊聊天。但当我到达时却获悉，他已经平静地去了天国（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