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柏杨批判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说、李敖的个性解放与青年崇拜，以及美国新闻处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图书，用来宣传美式民主自由、现代化理论与前卫艺术。这些话语是与国民党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对着干的，特别投合当时进入青春叛逆期，在苦闷的联考教育体制下寻求解脱的第一批台湾战后新生代。这套可以笼统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强大指引，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随着台湾对美国的开放，欧美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各种思潮，也透过各种管道渗入台湾。虽然这些东西在少数的进步知识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发对中国认识的反思，但是提供给六十年代战后新生代的整个思想氛围，基本上还是亲美反共的。

台湾战后新生代一直要到七十年代，才在保钓运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开启了从社会主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野。保钓运动所开启的重新认识的中国，却是“文革”高潮时的中国，有很多遮蔽与扭曲，但即便如此，却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权的眼光，所谓的帝国之眼，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先祖了。

虽说这是战后台湾青年的第三次启蒙，但是这视野在当时戒严的环境下却必须以十分隐讳与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现，不像美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公然宣扬。由于社会主义观点只能局限在少数圈子内，因此就一直没能在台湾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然而作为广义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苏联垮台后欧美流行的各色各样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严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流行开来，并且影响到如何看待当代中国。

保钓爱国人士致尼克松的信

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几百年来的三大思想支柱，在战后藉由各种政治或社会载体，影响着台湾战后几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今天台湾对中国认识的纷纷扰扰，不管“统独蓝绿”，也无论政治或社会运动，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三种西方启蒙思想的主导、纠结与局限。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是从自身社会产生的思想（甚至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不论互相如何争论，都在共同制造对当代的以及历史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并进而在生活与感觉层次上形成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与成见。

当然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还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的一些人物与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贯道与“人间佛教”的各种教团等。他们与国府的关系，除了早期的一贯道外，大致相安无事。同时台湾的乡间邻里也还保存着日据五十年劫后余生的地方传统文化与习俗，虽然这一部分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忽略与压抑。然而这些属于传统的东西在当年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却比较缺乏吸引力，也没能形成具有改变社会的政治动能，因而在社会上一直有着保守的形象，被进步知青视为落后中国的苟延残喘。

三、五十年后的再一次重新认识中国

可以说，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不脱以上这些学自西方的思想框架，及其各色各样的变种。这些互相纠结、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让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时显得捉襟见肘，何况这些思想框架面对当下的西方本身的困局，也已经力不从心。说到底这几种思想框架本来就是西方世界因应其自身问题而产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被夸张成普世价值。这些东西被拿到中国来，确实在特定时空下提供中国解决了不少与西方现代世界碰撞的问题。且让我们用“体用”关系做比喻，这些思想毕竟只是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要拿这些东西来当成可以让人安身立命的“体”，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顿。

如今保钓运动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当这些属于用的层次的思想框架占据了体的位置，就会变成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要求我们要再一次的“重新认识中国”，这即意味着必须超克这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从中国自身这个“体”来认识自我。多年来两岸都有不少人开始反思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道路，我们显然迎来了再一次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而是能真正地寻回自我。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次横跨海峡两岸、具有真正自由与创造精神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