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次对乌克兰事件反应最强烈的是德国和美国。美国对此激动是由于这些年美国“赵括式”的战略家们的无知，他们不清楚当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为什么在希特勒即将统一欧洲的时刻，决定出兵对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17]；更不清楚，美国利用诺曼底登陆将苏联放入东欧并由此挤碎欧州的原因——因为一个破碎分裂的欧洲是保证强大美国的必需环境。[18]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乌克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那里的石油，希特勒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苏战争计划（即“巴巴罗萨计划”），说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因为乌克兰是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斩腰之地。苏联控制了乌克兰，就控制了黑海东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由此大大减少了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而没有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欧洲的统一是无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对在摧毁苏联战役中立了头功的撒切尔夫人的逝世反应冷淡，因为打倒苏联的结果是使欧洲大陆有了统一的空间，而与亚洲大陆统一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必然造成英国在欧洲从中心转向边缘；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为欧洲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对俄国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如此痛心疾首——因为俄国向乌克兰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进，将使即将完成的欧洲统一进程功败垂成。为此，默克尔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赠送中国一幅据说“是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参阅图4），[19]其意在于将中国注意力引向中国北境，由此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对欧洲统一的战略压力——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默克尔赠送习近平主席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并不知欧洲与俄罗斯的力量失衡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觉地为欧洲人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这时，美国人对其霸权形成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基础已是完全无知，进一步将本来马歇尔时期的美苏之间“周瑜打黄盖”式的相对对立关系转变为“汉贼不两立”[20]的绝对对立关系。1991和1992年，美国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收缩。1999年，美国在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4年3月，上述7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 ，使北约成员国从当时的19个扩大到26个。2004年5月1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扩大后的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美国也在2月18日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2011年，法英两国又成功出兵并控制利比亚，面对节节退让的俄罗斯，大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的范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欧盟利用欧洲小国对贷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权，这进一步提升了欧洲统一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科索沃“独立”使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二战前的“凡尔赛”格局，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即西欧）的地缘政治布局已经改变。可以说，当年那个“华盛顿体制”没有在远东出现的当下，一个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已经出现。而乌克兰事件的结局无疑是对欧洲即将完成的统一进程的拦腰一击。这对美国甚至对英国来说，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对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说：“美国人会怎么样？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21]毛泽东40年前指出的美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日本；如果读读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22]，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它的盟国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小册子，指出了美国崛起必将依赖的苏联路径，他说“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23]。不知是否出于这样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24]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表达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25]；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26]——式的命运旋转。

奥巴马真是生不逢时：今天的美国已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其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宫已没有独立税权、金融权，遑论国有经济支持，白宫早已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工复合体”即华尔街垄断资本所绑架，成为华尔街的附庸。如果说昨天的罗斯福生逢“运来天地皆同力”的辉煌，那奥巴马面临的只能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怆。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7]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28]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人民通过“占领华尔街”行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制度”的不满，“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29]其深意在于希望罗斯福和马歇尔制定的联苏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国能得到继续。看到美国日益偏离罗斯福联苏政策的变化，斯大林很是失望。当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后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0]斯大林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并与苏联以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沿长城南北一分为二——它因毛泽东1949年挥师过江而化为泡影，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战后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

二、“捡了芝麻丢西瓜”：失去哲学的美国远东外交

现在新凡尔赛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昨天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北方四岛现在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及相当一些太平洋岛屿或由美国控制、或归属美国。这些都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还完整地保留着。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制奠定的。如果远东雅尔塔体制真的象某些人所说的“解体”了，那今天台湾地区甚至美国、俄罗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昨天欧洲的战败国德国已经认罪并为欧洲人所接纳，而远东的战败国日本则在雅尔塔体制下死不悔罪。这说明远东雅尔塔和平仍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威胁，太平洋国家和人民针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仍未结束。中美有矛盾，但它们与日本的矛盾则是根本性的。

20世纪初凡尔赛体制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个“华盛顿体制”，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由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失败，英美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转变为苏美主导的雅尔塔体制。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凡尔赛体制取代了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制。此后，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试图在远东与欧洲并立同建新的可覆盖全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的边界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制”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处未定之数：有可能是华盛顿体制，也可能是中华体制，还有可能是平行并立的中华-华盛顿体制。这不仅要看中国人是否敢于和善于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全得的结果多是全输，古罗马是如此，英国是如此，苏联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也盖莫能外。世界很大，太平洋也很大，符合中国利益的最好结果并不是独享而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31]

现在普京用强力在西边挡住了北约的东扩，西方人的目光开始瞄向中国，他们一定会问并需中国切实回答：中国的底线何在？对于中国，西方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轻狂。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32]话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

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33]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正如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将中国硬推向美国一边的致命后果一样，美国近年外交具有颠覆性的失误就是把中国硬推到俄罗斯一边。小布什、希拉里和安倍晋三差不多，他们只知道空喊而没有战略哲学。美国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芝麻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国——这才是大局。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得手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必败无疑，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与英国作战，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此后三年便败；希特勒与欧洲英法作战，但1941年6月又向俄国开战，此后三年多便败；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于1941年底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联合，日本也是三年多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三年多的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毛泽东通过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34]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35]尼克松走后，7月2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再次咛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36]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这是当年尼克松竭力防止的“历史的大悲剧之一”[37]。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来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不失败的。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保证，当然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若用“1－2=-1”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算式评价美国新世纪外交政策，就不难发现，这些年已失去战略哲学的美国人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它在一大堆蝇头小利的引诱下不知不觉地将中国推向俄罗斯，正如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意气用事将中国推向美国最终导致苏联原用于对付美国一家的外交资源被迫两分，其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美国人曾把美国忽悠到阴沟里去了。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凯南。麦卡锡当时在美国搞“极右”，谁不“反共”就抓谁，不“反共”就没工作，逼得当时的美国“宁右勿左”，只有一种声音。与此相配合，凯南又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天大的战车和目标，说要和共产主义作战。这样就把美国忽悠上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并奔向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已严重衰落。197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等会谈时道破美国两面作战带来的困境和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原因：

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38]

美国进入21世纪后，又有两个人即小布什和赖斯破坏了尼克松与中国结好的政策，以“反恐”划线，忽悠着美国发动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叫“反共”，这时叫“反恐”，目的就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小布什比麦卡锡还邪乎，弄出了许多个“邪恶轴心”，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后靠拳头说话，结果反打得自己遍体鳞伤。至奥巴马时期，美国用“战略东移”来掩饰和弥补其在中东的失败，为此美国试图再次恢复20世纪50年代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其中对亚洲伤害最深的就是放纵日本军国主义。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日美日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所有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区域[39]。在美国日益衰落的当下，这些外交举动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中俄走近对美国而言，除了使美国在自己编制的“1-2=－1”的公式中进一步衰落，还能有什么呢？

1972年毛泽东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因为他们已失去哲学。稍微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而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

在远东问题上，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应重新认识罗斯福、马歇尔的外交思想对今天美国的价值并对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进行深刻反思。

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40]。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这种认识转变时间可能就在1941年6月22日。此前，斯大林高估了希特勒，斯大林从战略家的视角确实没有料到希特勒在没拿下英国的时候会再向苏联宣战。当斯大林看到希特勒入侵苏联并因此将自己推入两面作战的险境时，希特勒在斯大林眼中的“战略家”的地位也就荡然无存，希特勒的败局和在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小丑的角色也就由此铸定。自从美国在21世纪初打下阿富汗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冲进伊拉克，伊拉克失败后又转进中国，这将美国再次置于两面树敌的险境。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也“已徒具虚名了”。

毛泽东算是把美国看透了，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41]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美俄较量中再次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