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形成最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种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

“在形成中国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

最近纪录片《何以中国》热播，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魅力和生命力，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政治文明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在东方卫视2月1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中国政治文明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范勇鹏：

最近在中国文化界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叫“何以中国”，人们从考古、历史、文化各个角度出了很多作品。我今天也借用一下这个标题，主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何以为中国。

要理解什么是中国，需要从文字的起源来看。我们这个“中”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它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一条竖线穿越一个圆形或者一个方形的中心。这条竖线就像是一根竖立起来的旗杆，通常甲骨文在上中下不同的位置上，有几根飘动的旗斿。有考古学家就认为，中间的那条竖线最早是用来测量太阳的“表”。

中国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农业生产需要对时间有准确的认识。《尚书》第一篇叫《尧典》，其中就记载了尧帝“乃命羲和”，命令一些部落专门在四方负责观测太阳的运行，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历法。在上古时期，历法就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谁能够掌握和提供一个时间系统，就是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根据《周髀算经》《淮南子》等文献的记载，测量时间最早用的办法就是用一根表来测量太阳的运行。很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时间的过程中，中国人也建立起对空间的观念，产生了四方的观念。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只有相对于四方，才存在于中。由此推论，“中”字的产生，源自于中国先民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至于表上飘的旗斿，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氏族用来集合部众的一个旗帜或图腾，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人立表必与建旗共行的一个反映。我们有个成语叫做“建中立极”，讲的就是这个。比如在打仗、田猎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礼法，司马负责立起一个旗帜，立表定时，时间一到，主帅就会仆倒旗帜，迟到者诛杀。在《史记》里边都有这样的记载。因而这个“中”字，它不仅有方位上的中央之意，也有令行禁止的权威中心之意。

那么“中”和“国”这两个字什么时候跑到一起了呢？

1963年我们考古出土了一个何尊，铭文里边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两个字，叫“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周人所营建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

周武王推翻商朝、封建诸侯之后，殚精竭虑、夜不能寐，半夜周公来看望他，两个人就谈了。怎么办？在洛阳这个地方营建一个洛邑。之所以要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叫“土中”，我们读《尚书·禹贡》也能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依然能体会到。比如我们从宝鸡、西安开车到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从大同、太原、长治，往南到南阳、襄阳、荆州、长沙，一直到广州，这一横一纵两轴的交点，今天依然在洛阳附近。

此后中国的历史就是围绕着以洛阳这样一个地理的中心，不断地扩展、融合，“中国”这个概念也从洛阳逐渐地扩大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区，然后逐渐地延伸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王朝，到近代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最终成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共有家园。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中国概念的产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我们在应对共同威胁、维护共同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凝聚性的中央核心的认同。

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中”字？

我们看上古时期，当时中国的地理规模已经非常大了，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经是一个大国；它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也远远大于今天任何一个号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

我们经常会聊起欧洲为什么难以统一，很多人会说，是因为欧洲的地理破碎。但是中国的地理也很破裂，比如蜀道难于登天的四川盆地、四塞之地的关中平原、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泰山屏障的山东半岛，似乎都不比欧洲的区域分隔更容易打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欧洲游历，我觉得欧洲的地理空间其实比中国的要更容易翻越。

还有人说是因为文化的多元。但中国是一个万国之和，统一到现在两三千年了，今天各地方言的差异还不亚于欧洲各个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另外，我看到一位阿拉伯学者的文章，他就痛苦地发问：“中国人讲那么多不同的语言都可以统一，我们阿拉伯人说一样的语言，为什么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条件并不是天生就容易统一的。中国人能够不断地走向更高的统一，它的根本，我认为在于中国人所创造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它的核心就体现在这个“中”字上。

早自尧舜禹的时代，中国人就以高超的能力整合这块巨大的国土。我们今天黄金周旅游，坐着高铁或者自驾车跑个上千公里就觉得自己很牛了，但是读《尚书·禹贡》，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天下九州规划经营得井井有条——当然有人说《禹贡》可能形成于战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上古文明的规模，足够让现代人惊叹。如果说夏商还有一定的军事强权和神权政治的色彩，那么到西周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完全靠一套政治和礼法制度把天下有效地整合起来。

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内乱。法国的孟德斯鸠讲过一句话——“小国亡于外敌，大国亡于内乱”，而他讲的还是那种几万人到几十万人规模的国家。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建中立极是消除混乱的法宝，也是我们从多少年战乱的惨痛教训中凝聚出来的智慧。

近代有一位大学者王国维，我们都读过他的《人间词话》，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他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点，西周要建立这套制度就是为了消除乱源。他把政治制度分成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周公这些人是要建立稳定的权威，天子之位是不能随便都来争的，这个产权是要明晰的；而在执行层面，则要有充分的竞争，要选贤任能，不能搞世袭。王国维把政治权威和治国理政这两件事情的逻辑讲得清清楚楚。其实今天人类政治依然面临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天多数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郡县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王国维讲的这两条逻辑——一个权威、一个治理——依然延续了下来，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随便争的，官员选拔也是要靠竞争的，最后我们发展出了科举。秦制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四大发明。

无论周制还是秦制，它有了一个中央权威，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共同的安全秩序，提供广土众民生生不息的条件，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空间，进行大跨度的资源调配和整合。

每逢乱世，中国人对这种中央权威的渴望就尤其深刻。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那五百多年，所以诸子百家他们的观点各异，互相攻击，但是在政治理想上却有很大的一个共识。比如：管子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定于一”；荀子说“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吕氏春秋》说“一则治，两则乱”。这些都是历史中凝成的经验智慧。

因而，在中国历史里边，我们看到地理、制度和文化这些因素叠加，构成了一个生命力顽强的中央结构，围绕着它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教授所讲的“旋涡模式”——不管是什么人，你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宗教、思想，进入中国都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这个逻辑决定了，在内部，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一种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让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凝聚中成就一个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在世界上，中国也要成为一种良性秩序的源头，向外辐射和平、合作、发展和公正，以及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