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中国不可能崩溃，而会更上一层楼。”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大致是类似的，本质是相通的，但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面临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我们应该如何打破不利的舆论局面，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11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8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研究员郑若麟先生一起对“中国崩溃论”的出现与失败进行解读。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大家知道，过去这几十年西方对我们国家围攻得非常厉害，甚至反复地预测中国将崩溃。2012年的11月，也就是我们十八大召开的前夕，我在伦敦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主持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笑了，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

西方主流的政治学者、媒体人、智库的指导思想还是“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只要中国的制度和做法跟西方不一样，中国就不对，就要走衰和崩溃。

回头看，美国今天对中国之所以如此恼羞成怒，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原来以为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要成功了，却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越来越猛，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西方的政客、智库、媒体大都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国内一些被西方话语洗脑的学者和智库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美国的这个情况：不知所措、进退失据、心乱。他们一会儿制裁华为，一会儿关闭孔子学院，一会儿吊销中国学者签证，一会儿宣称中美之间是不同种族的竞争，还要求经济脱钩。但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30来年西方这个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演变过程，我想大致可以分为四波：

第一波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先是预测春夏之交的风波后中国要崩溃。1991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他们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而分崩离析。这期间影响最大的理论应该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1989年，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这篇文章。在它的基础上，他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于三年后出版。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后，意识形态的历史就终结了。

在这三年期间，正好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美苏冷战结束这些事件。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福山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他的观点也被广泛接受。他提供了一种宏观叙事，就是凡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政治制度，都是没有前途的。许多预测中国崩溃的文章和著作都反复引用这个观点。当然，后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颜色革命”一次再一次的失败和西方模式的一路走衰，使福山讲的“历史终结论”日益成为国际笑话。

第二波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左右。大约从1994年开始，西方注意到邓小平不再公开露面了，随之开始预测邓小平之后中国可能会“内斗不断、天下大乱”；他们又预测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还认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造成中国崩溃。

这个时期爆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乘机围剿港币。所以“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判断一时甚嚣尘上。这段时间里，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2001年美籍华人章家敦撰写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当年就上了《纽约时报》的年度畅销书榜。他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他还预测说，中国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开始崩溃。2002年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李登辉亲自为它写了推荐语。当然，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西方模式本身倒是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了。

1994年12月，我第一次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上发文，认为邓小平的许多思想和政策会在他百年之后继续下去。因为给多数中国人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思想和政策一定会延续下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成为了许多国际争论的直接参与者，应该说一直处在中西方话语交锋的第一线。

从1996年到2000年，我先后出版了两本英文专著，一本是《邓小平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另一本是《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在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中国不可能崩溃，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第三波“中国崩溃论”大致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前后出现。西方先是预测中国经济要出现大危机：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下滑，失业增多，各种社会矛盾出现。此时，互联网的兴起又带来了大量舆情事件。

在所谓的中国“公知”的配合下，西方势力企图借互联网革命把“颜色革命”引入中国。2011年底，鼓吹中国崩溃的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中写道：“上次预测中国共产党将于2011年崩溃没有兑现，但我的预测其实只有一年误差，到2012年，中国肯定会垮掉。”当然，章家敦也因此变成了国际笑柄。

章家敦照片（网络图片）

到2006年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实地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除冰岛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通过广泛的国际比较，我看到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自己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我开始更多地用中文写作，包括我的“思考中国三部曲”。

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模式的魅力》。我明确地说，就是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给非西方世界带来很多灾难，并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比较超前的预测：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模式估计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当时美国主流媒体还有某种制度自信，敢于刊登我这样的文章，现在估计他们可能不太敢了。

这波“中国崩溃论”之争还体现在福山先生2011年和我进行的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他认为中国会发生“阿拉伯之春”，我认为不会，并预测“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

在辩论美国政治制度的时候，我做了另一个预测：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美国未来会选出比小布什还要糟糕的总统。另外，我还指出西方今天这个政治制度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中的昙花一现。

同年，我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下子成为中国话语的畅销书。十年过去，我们回头看，这本书提出的所有观点都站住了脚，一个字都不用改。2012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我去伦敦书展进行了推荐，还接受了我刚才提到的BBC的采访。主持人质疑中国政治制度能否能继续至十九大，我笑了，并调侃了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的傲慢与无知。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八九年间，西方预测中国崩溃的文章也不时出现。比较有名的就有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崩塌即将到来》。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开始进入残局”。另外还有2018年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文章。它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