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主席的思维方法是辩证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中国军队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对美国军力的分析是“一长三短”：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长和战斗力太弱。毛主席认为，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更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有“一长三短”，而我们是“一强一正义”，“强”就是战斗力强，“正义”就是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毛主席后来对金日成说，当他了解到在朝鲜战场上，相比空军，还是陆军的杀伤力更大时，就觉得“那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我们有的只是陆军”。他对中国的陆军充满信心，认为陆军同陆军较量，志愿军可能胜出。 战争从来都不只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人气、士气、指挥能力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差距。毛主席相信，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丰富的战争经验、敢打近战、夜战的志愿军，可以打败“铁多气少”的美国军队。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大约在同一个时间段，刘邓大军下属的十八军在张国华将军的指挥下，于10月6日拉开了昌都战役序幕，连续19天中打了20多仗，歼敌5700余人，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基础。在越南，10月8日开始，在中国的陈赓将军、韦国清将军等军事顾问的直接协助指挥下，越共部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法歼灭战，歼敌8000多人。尽管法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好于越共的部队，但经不起中越两国的联合打击。

三是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苏联答应的是供应武器装备，同意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来支付，但不同意立即出动空军。后来彭德怀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候就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此时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换言之，即使万一没有打赢，苏联总是欠了中国一笔账，而且主动权还操之在我，我可以决定何时再次开打。

彭德怀元帅（左一）在朝鲜前沿阵地（图源：新浪网）

后来，志愿军副总司令宋时轮将军曾总结抗美援朝中体现出来的主席的军事思想，认为其核心是战略上后发制人，但同时确保战略战役的突发性。战略上后发制人，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打到我们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得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但我们同时要确保在战略和战役上对敌人的突发性。毛主席反复指示志愿军开进朝鲜，既要隐蔽又要迅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控制要点。美、韩军队进攻速度虽然很快，但麦克阿瑟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兵，而且错过了出兵的最佳时机，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是这个判断。美军准备赶在1950年感恩节之前回家，也就是11月下旬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斗，凯旋回国。

所以当我们入朝的部队发动了突发性战役，一下子把对手打懵了。中国人民志愿军40天收复平壤，70天打下汉城，震撼了世界。经过5次大的战役，最终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核武器超级大国美国，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打到了谈判桌前。从1951年7月起，双方经过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反复拉锯和较量，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这是中国人给美国人立规矩，过去美国打仗从来都是要对手无条件投降，现在遇到了新中国这个不信邪的对手，最后不得不接受有限战争，不得不承认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2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总结了毛主席对抗美援朝的分析。他说，毛主席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抗美援朝战争，一是死人、二是用钱、三是战略，四是吵架。

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我们的军队更加勇敢，更不怕死，兵源更充沛。战争是要烧钱的，中国虽然穷，但我们的财政管理得更好，国家预算还有结余，我们人民币的地位比战争爆发之前更加稳固了，而美国战争开始以来，军火工业损害了民用工业，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 至于战略，邓小平说，这是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和社会主义阵线之争，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阵线的头子美国亲自出马，而社会主义阵线的苏联老大哥还没有出面，中国出了一部分，朝鲜出了全部的力量。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战略上的优势，为什么台湾总不敢在我们沿海登陆，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朝鲜打，一方面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其它方面。

至于吵架，毛主席说，吵架最多的是美国，从美国内部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震动了人民，人民不满意政府，要求在朝鲜和平停战。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资本家和资本家吵架，军火工业资本家赞成打，民用工业资本家不赞成打。第三、军官和军官之间的吵架。越吵矛盾越深，对美国越不利。而我们呢？我们这个阵线是团结一致的。邓小平引用毛主席的分析，说这四条对美国都不利， 对我们来说最多是一条不利，这一条是两个半条组成的，即死人和用钱。这一切决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命运。

我在想，邓小平总结的毛主席的这四点分析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审视中美博弈的四个视角，对我们坚定有力地反制美国的挑衅，坚定有力地处理台湾问题也有启发。尽管时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许多道理我觉得相通的。

首先是死人。一场新冠疫情袭来，美国防控溃败，如果这是一场战争的话，美国更像是一个战败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万，感染确诊人数超过了八百多万， 整个国家士气低下。

二是用钱，美国为了救股灾、救富豪、救经济，印钱毫无底线，拼命放水，转嫁危机，但钱还是不够用，不少专家都认为美元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三是战略，美国当前的这个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战略可言，一切为了竞选，选票第一，股票第一，美国利益第一，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地孤立。

四是吵架，美国内部分裂空前，政党之间、党派之间、族裔之间、贫富之间的激烈矛盾，其程度都是空前的。一旦出现军事上的严重挫折，美国内部的吵架必然加剧很多，内部恶斗加剧。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况。

相比之下，中国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而且财政状况远远好于美国。中国的发展也始终没有偏离自己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而变得空前团结和自信。美国神话在多数国人心中已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