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长征是什么呢？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起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我们今天讲的绝不是一个陈年老故事，唤起大家感动记忆，掉几滴眼泪就完事了，而是看了过去，我们怎么应对当下，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讲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才能使我们面对现实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当你感觉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时候，那就是你胜利的基础。”

4月14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4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为大家解读长征精神。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年轻的政党，带领一支年轻的军队，完成了一次无与伦比的远征，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这段话我们年轻时候都背下来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主席还说，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

真正伟大的东西一定是超越国界的，有两位美国人也被长征精神所震撼，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1937年时出版了一本轰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翻译成《西行漫记》。他向外部世界第一次描绘了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的群像，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他当时这样描绘长征：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实际上这是他的遗愿。47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这个遗愿被另外一位美国人完成了，他就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前副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他以70多岁的高龄，重走了长征路，1985年出版了一本享誉全球的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时洛阳纸贵。到了1987年，他又来到中国访问，想再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中国新长征这样一本著作《长征新记》，也就是介绍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长征。我当时有幸以翻译兼助手的身份与他朝夕相处了将近两个月，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我和他也结下了一段难忘的友谊，后来我每次去纽约都到他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里神聊，直至他1993年去世。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一往深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当时这样描述长征：对于那些从未阅读过中国工农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你们将从这本书开始知道，这是“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的事迹”。我重复一下：“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的事迹”。他又说，仅仅从统计数字中，你们就可以明白这些红军将士所做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1934年10月，86000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年后的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6,000人，也就是说幸存者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历经坎坷重走长征路

大家知道，1934年由于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不久红军又经历了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湘江战役，红34师几乎全军覆没，当然这也宣告了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走向终结，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提供了契机。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也使我想起2014年时，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专门把老红军、军烈属代表请来一起座谈，他谈到十分悲壮的湘江战役时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红34师是1933年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成的，大部分是客家子弟。长征开始后，红34师作为后卫部队掩护中央红军转移，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一个师6000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惨烈篇章。

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就是“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后来习主席在谈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候，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这段话，这是一种悲壮的红色记忆，使中国崛起带有一种沉重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烈士情节，使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于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今天还是不争气呀，台湾就那么点事儿，人口比上海还少，还是弄得一团糟。

索尔兹伯里当时还这样写道，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了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在索尔兹伯里眼中，长征体现了一种震撼世界的人类精神，他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我感觉到，索尔兹伯里本人也深受这种人类精神的激励，他多次对我讲，作为一位战地记者和作家，如果他能够再活一遍的话，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作为战地记者去采访和报道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来他旁听了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采访了不少中国领导人，但他一直感到遗憾，没有能够采访到当时还健在的邓小平。

但他还是采访了很多长征的幸存者。1984年他采访了老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刘英是为数不多走完整个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索尔兹伯里请她回忆长征中的邓小平，刘英说长征的时候没啥东西吃，大家就不时搞一些叫“精神会餐”，就大家一起来侃自己的家乡菜。她说，我是湖南人，小平是四川人，小平比我们这些人强一点，因为他除了能侃他家乡的川菜，还能侃法国大菜，其实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一贫如洗，根本没钱下馆子，但他毕竟在法国待了六年，对法国大菜的知识，我想是可以应对当时那个场面的。

我给小平同志做翻译的时候，也听他谈过一些长征经历。其中一次是1987年他为外宾举行一个午宴，双方聊起喝酒，他说长征的时候打了胜仗，大家要喝酒，最好的时候是一人一瓶放在面前，“互不干涉内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谈长征，而且谈得那么幽默。我也听到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回忆长征时路过茅台镇的情况，他说茅台镇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香的酱香。部队向老乡买酒，会喝酒的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那是一批当时才二三十岁，历经千辛万苦而痴心不改的热血青年，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在频繁作战的残酷环境中，还是能够苦中作乐，这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