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曾经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是有原因的；后来我们落后了，落后就会有教训；现在我们又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领域超越西方了，那么这种赶超也是有原因的。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

在5月13日的第十八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讲述中国从领导到落后再赶超的历史过程，解释这一过程背后的历史逻辑。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与对答部分，以飨读者。】

2017年，我参加了在荷兰举办的奈克萨斯辩论会。辩论开始时，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拿破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权力背后总会有某种不安，今天这种不安是否变得更强烈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某种不确定。

当时有一位反华的法国哲学家Levy，他第一个发言。他说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走向了孤立主义，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受到了挫折，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这些“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国家的挑战。他说中国、俄罗斯这种专制主义模式乘势走强，给西方造成了许多的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义。

主持人就这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是这样说的：西方这种权力的不安，问题是出在这个权力脱离人民。孔子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脱离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险。

张维为教授在Nexus论坛  图片来源：观视频截图

当时十九大刚刚开过，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无往而不胜。实际上，今天的西方出现这么多乱象，包括“黑天鹅”现象，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政治权力严重脱离本国民众，也严重脱离世界人民，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过去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是有原因的；后来我们落后了，落后也就会有教训；现在我们又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领域超越西方了，那么这种赶超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今天赶超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我们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正向关系。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上领先西方主要是什么原因；第二，后来为什么中国落伍了；第三，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的。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和大家一起探讨。

先谈第一个问题，过去2000多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应该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几乎是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我认为，一切在于比较，没有绝对的好，但是相对而言，历史上的中国是相对先进的。就像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衡量中国，确实中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做得更成功，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得更好。

古代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当时也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地方的国家还是要好一些。当时中国领先欧洲有那么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就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也是我们古训讲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看作是国家的基石，看作是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把民生问题看得非常重，把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看作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情。

管子就说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首先就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孔子也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不光要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而且使他们活得寿命长一些。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传统也是“经世济民”。

我们的先哲提出过很多民本、民富的具体政策。比方说孔子还有他的弟子一直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农业，重视民生。这些思想在17、18世纪传到欧洲，给欧洲的经济学家，给欧洲的朝廷带来了震撼。当时法国有个大经济学家叫魁奈，他极力主张学习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因为大家都是农业经济。法国和奥地利的国王也模仿中国皇帝，在每年春耕的时候举行亲耕仪式。

中国的民本传统除了富民，还有其他内容，比方说教民，孔子说的“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尧”。这些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古代还有“常平仓”政策，通过国家储备，防止“谷贱伤农”，因为谷价跌的时候，会伤害种谷农民；也要防止“谷贵伤民”，万一谷价贵了，老百姓买不起。所以由政府进行采购，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出售。

后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推出所谓新政的时候，他的农业政策实际上就借鉴了一些宋朝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做法。这些事实本身也说明，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实际上有不少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我想这为后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做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铺垫。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