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近几年美国朝野惊呼美国对华战略失败了。冷战之后，美国对华奉行的自由主义式“接触中改变”战略，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发生美国所期望的改变，而是在自己的道路上越来越强大，成为一个美国前所未有的强大竞争者。这让美国人大失所望，认为自己错了，但是他们知道错在哪里吗？

失望、恐惧、焦虑之中的美国战略界，转而又采取大竞争为主轴的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对华战略，以“实力地位”保持对华竞争的长期优势。如此下去，美国必然再一次因错位的战略定位而走向失败。

第一次大失败源自政治理论上的幼稚性乃至国家理论上的缺位，从而使外交战略建立在错误的政治认知基础上，失败是必然的。在政治理论上，赢得了对苏联胜利的美国处于大狂欢之中，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可以相应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既然这样改变了苏联，自然可以依法炮制地改变中国。

如此判断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美西方把自己片段史当成了全部“世界历史”——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多党制和代议制民主，认为政治-经济关系是线性的。这只是西方自己200年的神话故事而已。即使是在西方历史上，比如美国建国时，经济上的奴隶制政治上却是复合共和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济上是奴隶制，政治制度上则是五花八门。

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西方历史是社会史，经济体制变革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变迁导致政治更化，市场经济因此演绎出代议制民主。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一直是政治主导的历史即政治史，中国几千年一直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这决定了政治适应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能力。

历史属性的多元性以及由此演绎的世界政治史告诉我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线性的，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美国战略界所关心的。缺乏历史眼光的线性思维，使得美国对外战略格外简单粗糙。

大失败的对华战略还源自美国历史太短而缺少深度的国家理论。在国家形态上，美西方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诞生的很晚，改变起来也相对容易，比如以民族为单元的苏联。但是，中国是文明史观塑造起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这样一个文明体一直在吸收并改变外来文明并濡化“蛮夷”，而不曾被外来统治者所改变。一个200年历史的美国要改变5000年历史的中国，这样的战略显然是国家理论缺失的产物。

美国号称是政治学学科头号发达国家，但是缺少历史根基的政治学研究终究是靠不住的；美国也号称智库最多最强，但是没有政治理论基础的智库只能提供不靠谱向的政策方案。这两点判断同样适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太好了，需要对中国采取残酷的现实主义的零和游戏，在大竞争中打败中国。这其实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历史将证明，现实主义的对华战略又将失败。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部族式或民族国家式的游戏方式。“民族国家”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单元，是西方人看问题的出发点。“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其实就是民族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因此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出现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这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史。

但是，作为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和合”文化基础上的天下大同，在今天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说“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糊弄美国人，而是有国家理论基础的，是其国家行为传统的现代性再现。“修昔底德陷阱”告诉我们，民族国家之间玩的是零和游戏，而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玩的是双赢游戏。最终，在世界市场中发展起来的文明型国家的游戏规则将赢得世界。

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提出，中国是文明而非民族的产物

其次，世界市场塑造了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以民族国家为行动单元的现实主义大竞争逻辑，深受地缘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世界市场深深地束缚着各主要国家——只要它是市场经济体或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封建制继承者的资本主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欧洲中世纪“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中催生的，二是世界贸易形成的世界市场所培育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也就是说，离开世界市场，作为国家的资本主义组织体系就难以运转。

自然的结果是，谁占有或支配性地占有了世界市场，谁就拥有了支配世界的权力，从西班牙到英国、美国，一路走来莫不如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美国的生命线。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乃至支配世界市场的能力已经产生根本性变化。就这样，世界市场把美国和中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是一种无视历史的幼稚，因此拜登政府提出“再挂钩”。

不是吗？当美国形成两党“反华”共识的时候，一方面媒体和政治界都在热炒“反华”话题，一方面两国贸易额不降反升。2021年9月，我国对美国出口2.6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进口5524.1亿元，同比增长32.6%。背后的原因就是世界市场的作用。除非美国不要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才有可能。

那么，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美国的国家属性决定了美国必然是大竞争导向的，中国的“和合”属性必然是合作导向的，而作为两家共同舞台的世界市场决定了市场经济大国必须合作。对美国而言，以竞争为主但又不得不合作；对中国而言，在合作中不得不应对来自美国的竞争，以合作为主但又不能不面对竞争。这样，折中方案是，两国关系只能是“竞争导向的合作”。

作为政策议程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方法论，而这个方法论必然根植于历史塑造的国家理论。因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最主要行动单元还是国家，对国家历史、国家禀赋的认知至关重要，同时对于国家为主体所演绎出的世界政治史的知识不可或缺。否则，当战略定位最终被证明错了的时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美国战略界似乎已经没有乔治·凯南那样的历史战略家，像深刻研究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源一样，深入地研究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行为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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