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杨光斌

【文/杨光斌】

我今天讲的问题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转型与升级。我在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世界政治学”概念，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的转型与升级。同样，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比较政治研究，我认为也需要思考转型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的“国家之问”，或者说政治学的“国家身份之问”。我和苏长和院长在私下也聊，软科的学科排名把中国的政治学都排得非常靠后。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政治学如果不能发挥政治作用，还叫政治学吗？显然那就不叫政治学了。很多排名非常靠前的外国政治学研究机构，其实在政治生活当中毫无影响。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谁最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

我们要从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这一点。中国政治学（其实也包括“社会科学”）有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可能是最强的。它们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法条主义的，就是介绍总统制、内阁制这样一些东西。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英国、德国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强的国家当然是英国、德国这些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30年里，我们名称上取消了“政治学”，那时的政治学其实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第一个30年，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政治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学的政治学就是理性选择主义、个体主义政治学，其实就是美国政治学。

从这一路走来的100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谁最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答案是“一流强国”或者说“一流大国”，政治学知识产品都是它们提供的。中国走到今天，中国政治学在哪里？中国是否应该有自主性知识产品、知识体系的政治学？这是我们政治学的“国家之问”。这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熟悉的知识范式能否回答政治学的“国家之问”？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范式基本上是“冷战政治学”，或者叫“冷战社会科学”。熟悉美国社会科学史的人都知道，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个文件，定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要以自由为核心来建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在这个文件之前，民主叫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大家都很讨厌，尤其是知识分子很讨厌，因为资本都要带来不平等，知识分子天生爱自由、爱平等。

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民主被置换成自由主义民主，这时候知识分子都“嗨”了。美国知识分子，包括国外知识分子，包括世界上的人都“嗨”了。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套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或者研究范式都来自“冷战”。

谈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在1991年谈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为什么赢了？苏联为什么输了？”时说，因为苏联没有社会科学。这句话虽然是半开玩笑，其实真是这样的。

苏联的社会科学就是“高、大、上”的，与老百姓没关系。我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学就是把自由主义教材化、社会科学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化，它做到了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真是做到了“三进”，这是美国成功的经验。

这是我们熟知的“冷战政治学”“冷战社会科学”的一个简单知识背景。但是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巨变。可以这样说，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冷战”结束以后“后冷战时期”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我们熟悉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学”“自由市场之经济学”“投资人民之社会学”“权利至上之法学”的说法，都需要重新思考。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说，政治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新时代到来了，中国政治学的议程设置应该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少有自己的学科性研究议程，或者说议程设置能力差。我从比较政治讲，因为比较政治是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来自比较政治，最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158个城邦国家展开的比较研究中来。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看研究者站在哪儿，站在中国是本国政治，但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就是“比较政治”。所以本国政治也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比较政治事实上是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

而我们的“比较政治”长期以来干了什么？就是比较制度，以政体论为中心，这在西方有2000年的研究传统。沿着这个传统——政体论、国体论，在中国，这个概念也就100年的历史。在此之前，我们中国就从来没有“政体”之说，这就是“中国融入世界以后受到世界影响”。在教育部专业划分的学科目录中，我们现在不是叫“比较政治学”，而是“中外政治制度”，课程设置是“比较政治制度”，这都是本科生的必修课。制度研究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制度研究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演绎法。一个“好制度”立在那儿，大家都去追求。它是一种演绎性的。因此，它具有目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是意识形态。

但这个研究议程持续到什么时候？美国两位学者大致在2014年有了一个“转型学的终结”观点，就是说，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教训，呼吁别再搞转型学那一套了，不解决问题。所谓的转型学就是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在1986年出版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中创造的，这本书大家都熟悉。不管A、B、C、D的原点在哪里，最终都要走向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很多国家转型了，六七十个国家转型了，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很多新兴国家独立了。“冷战”以后又出现了第三波，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家。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的新的国家，再到国家转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制度转型了，治理改善了吗？看到的情况是，印度在政治制度上更像英国、菲律宾在政治制度上更像美国，实行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就是这样的模仿。它的治理结构变了，但是它从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到城市治理，治理状况改变了多少？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更糟，是典型的“无效的民主”。

因此，我们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到底应该是什么？

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是“国家治理研究”。在我们学院和福山还有拉里·戴蒙德的对话会上，我也呼吁，比较政治研究的转型应该从比较制度研究转向比较国家治理研究。当然，国家治理研究不单是国家层面的，还有地区层面的，包括城市和社区层面的、基层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毫无疑问比比较制度研究更加困难。比如具体到中、印两个国家，比如孟买和上海的比较、德里和北京的比较，把一个邦和一个省加以比较，这个比较显然要比简单的制度分析难上许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