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德国学院（Deutsches Institut）才把一个完整的架子搭了起来。

1893年11月1日，本文作者的父亲傅兰阁与两位中国僧人在天台山之最高峰华顶山

在北京的头几个月，我主要是熟悉新环境，没有考虑学术研究。在卫德明的推荐下，我聘请了家庭教师何凤儒先生。起初，我每天早上和他练习1个小时的中文会话，也学到了许多新单词。何凤儒是满族人，在北京长大，他掌握北京方言及其特殊的表达方式，特别熟悉北京民俗。他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也不懂外语，但教外国人中文却是他的职业。除卫明德以外，其他的德国汉学家，例如雷兴、艾伯华夫妇也跟他学习过。

半年后，迎来了中国新年。

中德学会的工作主要由张天麟和利希诺夫斯基伯爵小姐处理，我要做的工作很少。春节期间，学生都放假了。很多时候我骑自行车在城里兜风，享受如今（注：指二战开始之后）不复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气氛。我也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如太庙、中央公园、中南海和北海公园、故宫博物院等地方。2月2日，陶德曼带我一起去明陵郊游。那时的街道没有扩建到明陵，汽车无法行驶，陵墓没有对旅游业开放，几乎无人看管。

绝美的陵墓及其周围的景色，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强烈。我也骑自行车去城外的清华大学，再次见到我柏林时的语言交流伙伴、清华大学的德语教授陈鮭。我也看望了曾在德国短暂学习过的陈寅恪教授，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中国的汉学家。在城里，我看望了我父亲以前的学生和柏林的熟人——元史专家兼北大教授姚从吾。

元史专家姚从吾

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我一般7点到7点15分起床。因为7点以后天才亮。接着，做一会儿小小的自由体操、洗漱、刮胡子、穿衣服和吃早餐。除了星期四和星期天那两天我的老师每天来，星期二和星期五9点过一点，其他时候快到9点的时候来。

1个小时的讲课后，星期二和星期五，我的两个私人学生也来上1个小时或者1个多小时的课；另外的三天我到霍尔斯坦因（Holstain）男爵那儿去（骑自行车大约20分钟）。中午一点钟我回到家里。星期二和星期五午饭后我睡到2点45分或者3点。

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上6点到7点半，除了我的德语备课，其余是我自己的时间。我10点到11点之间上床睡觉。

北京的郊区，我游玩得还不是很多。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1939年4月和孙用震（音）一起乘公共汽车到西山边的香山狩猎公园去玩了3天。孙用震（音）在那儿有熟人，我们可以借宿。我们几次愉快地上山散步。我如此喜欢这里的风光，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两次骑车去那里过周末。我也借机参观离的不远的著名的碧云寺。另外一次经历丰富的郊游是7月底和魏智以及卫德明夫妇一起去西山。

我们乘车子经过温泉朝着北安河的方向行驶。车子在那儿陷到水里，因此我们在通往妙峰山的道路上步行了一段路，然后边休息边吃随身带着的面包。这时，一小支中国游击队员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在我们面前，领头的人拿着手枪对着我问话，但十分礼貌。

他问我们们是否要和他们一起走，我回答我的夫人——玛丽亚·威廉很累了，必须先休息。游击队员显然束手无策，闲待了一会儿就消失了。车子的发动机里灌满了水，不能启动，我们必须夜行经过温泉——我们泡过黑龙潭，然后直步行到颐和园。

我让王锦第在中德学会的客房里住了几周，这一阶段对于学会杂志的准备是关键性的时期。尤其是通过王锦第，我认识了对我今后的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人：我后来的妻子胡隽吟。

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胡隽吟没有随父母、姐妹从天津去后方，因为她要照顾长期患有骨结核的丈夫曹京实，他先住在医院后来躺在家里。胡隽吟正在北京找工作。她父亲在柏林和杨丙辰一起学习时就认识了杨丙辰，他为了女儿给杨写信，杨又求助于当时担任中学校长的王锦第。

本文作者与妻子胡隽吟

因此王锦第邀请了杨丙辰夫妇、胡隽吟、海伦娜·梅（Helene May）和我去吃晚饭——为了能在中德学会工作一王锦第确实为她弄到了工作，部分在他自己领导的学校，部分在别的学校，我有时也交给她杂志的一些翻译任务。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刻对胡隽吟有了很愉快的印象。不过，起初只是在与她的翻译工作有关的时候，才时不时地见到她。

与上述想法相关，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令我对中国的印象如此强烈而鲜明，以至于我说感到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肯定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文化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有些说法，比如强烈关注人的感觉即“人情”而不要“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孔、很少直接攻击对方、尽量避免直接对质、更多的宽容、通常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人，以上这些特质还不能完全展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因为这些并不意味着：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普遍不怎么想到自己的优点，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目的性更少——他们也并非是绝对的“好人”。只是中国人对待他人的行为方式精巧一些，表面上没有那么粗糙，所以使我有共鸣。

在中国，人们始终认为“文”比“武”更为重要，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中国人也尽可能通过妥协去解决冲突，而且不用“这个人正确，那个人就必然错误”的方式。我父亲早已确信，“总的来说，说服中国人让步，要比说服一个时刻坚持自己权力的德国人让步要容易”。

这一年春节过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德国的父母：

欧美文明最大的问题，并非源自文明产生的物质本身，而是对于文明的思想态度。中国和欧洲的对比不能用一些例子，如用自行车或汽车代替人力车或轿子，或是用厕所代替地上的洞坑（厕所应该得到重视，我甚至比其他人更加重视），或者在北京饭店根据西历庆祝除夕之夜此类的事情加以简单类比，欧洲对技术和进步以及效率的迷信，使大家变得十分盲目，丧失了一切价值标准，这比迷信鬼魂或恶魔更加糟糕。我相信，正因为如此，欧洲才走到现在的地步，而没有走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曾经指引它的道路。

（译/观察者网 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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