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一个现象，与只是关注该现象发生时的表象，结果很不一样。《告别西潮──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将近年发生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形容为“盲冲瞎闯”，并将之与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五四运动作比较，从而带出西潮余波的问题。香港今天的“民主运动”跟中国的百年耻辱及今天的民族复兴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历史关系，不从这一视角进行思考，便无法认识香港与内地其实是命运共同体这个至为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从西潮完全主导到东风开始西渐的历史时刻，在这背景下，一带一路是很好的反映，中国的经济及基建硬实力，已经逐渐越过国界，远达欧洲腹地，但在文化、政体论述等软实力方面，还处于起步点，影响有限。我认为要掌握这样的历史视角，才可以较深入地评估香港近年变了质的民主运动，将表象与本质分清楚。

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

将香港的民主运动称为“盲冲瞎闯”，并以之作为本书的副题，背后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解及评价，当中的关键概念是“西潮”，即从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开始的百年民族耻辱，包括甲午战争我们大败于一直向我国称臣的日本，庚子年八国联军以洋枪大炮占领北京；在西洋的巨大冲击下，结果我们要全面向西方学习，此后西风东渐，从器物、制度到文化，都以西洋为师，是为近代的“西潮”。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西潮》，相信不少人都看过。他从自身的经历，道出西洋影响下清末民初的中国乡村、半殖民的列强租界，以及抗战时期的生活；他本人到过日本，又在美国念书，对西风有深入的观察；在《西潮》中，他谈到五四运动时的学生，用“嚣张跋扈”来形容，这其实继承前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法，蔡认为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欲望变得难以满足[1]。

蔡元培是亲身体验过学生闹事成功之后的“嚣张拔扈”，包括当时的所谓“讲义风波”，事缘北大评议会通过学生要交讲义费的规定，结果数百名为此不满的学生冲进教员的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为了保护教员，蔡校长赶到现场，气愤的说：“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你们哪一个敢碰教员，我就揍他。”

北大学生闹事不单止发生在蔡元培任内，蒋梦麟亦遇上，他曾经因为拒绝学生的要求而被围困在办公室，胡适建议他找警察，但他拒绝了，最后因为学生之间互相吵闹，事情结束。当时不单止是北大学生，连中学生亦闹学潮，据《西潮》记载，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闹事，与学校的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毒，结果导致十多名学生中毒而死，当时称为“饭厅风潮”[2]。

周令钊油画《五四运动》

这些事情反映，即使理想崇高，还会有鲁莽、自以为是问题，人性的劣质一面，可谓恒久不变。学生闹事是《西潮》的一个小插曲，我借鉴这小插曲，对最近几年发生于香港的民主运动作出评价。两者相比，香港民主运动更等而下之。原谅我这样评估今天普及大学教育下的香港大学生，他们已经称不上是社会精英了，不能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生相比了。在互联网普及的年代，民主运动中的参与者往往被情绪牵动，作出与自己长远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相违背的行为，这就是我说的“盲冲瞎闯”。

香港这个民主运动，大学生之外，还有不少专业人士、老师参与，其中不乏草根流氓。他们一些人（包括大学生）粗言秽语，行动激烈，如果这就是未来的社会精英，真的讲笑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及评估。但由于开始时对这些人采取宽容态度，社会及传媒对过激的言行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终于姑息养奸，导致运动趋向激进化，不再追随传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温和路线；一些极端分子更诉诸没有底线的勇武抗争，终于引来港独分子及 2016 年元旦的旺角暴动。

五四运动、香港民主运动是否重大历史变动？

如何评估香港民主运动的影响呢？这与如何看待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有莫大关系，两者追求的，都是西潮。用李泽厚的说法，五四运动以启蒙为目标，是批评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3]所谓启蒙，就是扬弃旧传统、礼教及家庭对个人的束缚，摆脱愚昧，争取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究竟五四运动是否构成重大的变动、推进历史的进程呢？根据汪晖在《短二十世纪》[4]的讲法，重大历史变动如辛亥革命，不在于其规模浩大，而在于其能终止了以前形成的历史范式，因而日后发生的事情不再是从前的延续，而是这新事件开创的范式的序列性开展。

上世纪 70 年代以降，国内外学术界对五四运动有新的评价，将它定位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激进主义如何激进呢？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创造新文明，他在《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一文这样写着，“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5]。即是说，陈独秀认为 20 世纪应该与 19 世纪断裂，他要人们忘记过去，从头开始。这表示他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视之为重大历史变动，要终结以前的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断裂。

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自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未能改变国家民族面临覆亡的威胁。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在？中国人能否自存？成为问题；因此，一些激进主义者便相信持守传统文化没有出路。

在 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及压迫下，因而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不是只有中国，横跨欧亚大陆、在奥图曼帝国崩溃后建立的土耳其，处境亦相似，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呼吁：“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6]。

不过，五四运动同时包含两股力量，其一是源于西方文明的个体解放、自由民主的启蒙主义，其二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族救亡运动。正如李泽厚所言，五四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结果当然是救亡掩盖启蒙[7]。而救亡运动的考量，正如孙中山的判断，是如何治理中国民众“一片散沙”的散漫状态，而非模仿欧洲近二三百年以争取人权与自由为目标。

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8]。他认为自秦以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只要不反皇帝和纳了粮，便不会承受多少皇权专制的痛苦。因此，他认为要注入民族主义，透过党国体制甚至个人独裁，才可以凝聚人民。结果当然是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结束中国人“一片散沙”的状态，这才能够摆脱列强的压迫，令国家民族得到自由[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