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孙皓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文/ 孙皓晖】

1、连续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让我们回望一番此前已经走过的漫漫历程。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黄帝、炎帝时代的族群联盟制走过，战胜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难，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时代。我们走过了夏、商两代邦联制社会，历经了远古青铜时代千余年的农耕沧桑与商旅生活。我们又走过了西周联邦制社会，历经了青铜时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贵族世界的肃穆礼治与森严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时代，我们历经了礼崩乐坏与王权衰落，历经了瓦釜雷鸣与诸侯争霸，历经了无数新兴势力崛起的腥风血雨。在战国时代，我们历经了汹涌澎湃的变法浪潮，历经了多极简化后战国七雄的实力大争。

终于，我们走进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起云涌的统一中国疆域的战争，历经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大创造、大整合与大建设，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

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文明历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总体上都是汹涌向前的趋势，都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从部落大联盟的初级政权开始，我们的民族几乎是一步一个历史阶梯，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我们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

可是，就在这个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

就在那个不经意走过的沙丘宫殿群落，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在整个社会意识都还没有丝毫警觉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历史突变，遭遇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从未感知过的深重灾变。

等我们艰难地爬出那道阴暗的历史峡谷，等我们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历史轨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后两千余年之中，我们的历代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尊奉着一种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确保人民奴化于统治权为宗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贴地涌动着。

2、我们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19世纪中叶，我们外部的人类世界已经发展到成熟的近代文明社会了。

这时候，闭关自守而贴地涌动的我们，终于又遭遇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几乎是亡国灭种的火器时代的历史大劫难。等我们从一百余年的火器大劫难中挣扎出来时，我们已经是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这时候，我们更为痛苦地发现，我们不仅仅物质形态的生活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连我们曾经引为骄傲的大中华礼仪之邦，也已经沦为世界边缘文明。

长期的贫困落后，频繁的灾难突变，终于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新的历史觉醒。

这一历史觉醒，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

文明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

3、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

我们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国突发灾变的历史警戒线之前。

虽然，我们还无法全部洞察这道使帝国大厦突然陷落的阴暗大峡谷，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灾难爆炸因子，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检查一番既往的足迹，回答我们灵魂深处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错了路？还是恶性突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此前道路的荒谬，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改变方向？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发展法则。

作为生命个体，人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无可预料的风险突变而终止生命的脚步。同理，作为民族生命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突然灾变，改变此前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创造法则，更不能自觉地遏制已经成为我们文明根基的强势生存精神。

作为对文明历史发展的审视，我们应该确立一个基本法则，或者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评判体系。我们既需要在文明遗产继承的意义上对突发的秦帝国灾变忽略不计，不因此而否定或抹杀此前三千年文明跨越的历史经验，又需要在灾变防范与风险规避的意义上，认真检索此前帝国政策的重大缺失，以警示来者。

历史反刍的意义，永远在于探寻未来的道路。

这是人类所以成为主宰地球的智慧生物群的根基所在。

4、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我们在前三千年的文明发展中，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呢？

这里所说的历史经验，是指那些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文明延续五千余年，并进入当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而不是处置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技术性的策略与手段。

这样的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1）第一基本经验：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求变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远古时期开始，在艰难而波澜壮阔的生存发展中锤炼出来的核心精神。求变精神的实质，是自觉摒弃保守的生存状态，是巨大的创造冲动意识。求变精神所以能够确立，来自我们这个民族对险恶的远古生存环境的抗争。

至少，我们从尧帝末期和整个舜帝时代的治水历史，就已经看到了鲜明的求变精神。在大洪荒来临的时候，曾经领导治水的两任领袖——共工、鲧，都使用了当时社会的直觉经验所公认的有效方法——堵截，结果都失败了。在远古中国已经面临彻底沦陷于“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灾难的边缘，舜帝即位执掌了公共权力，以求变精神拉开了伟大的有效治水的序幕。

首先，舜帝大胆改变了尧帝末期的松散治理方式，变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灾难应对体制”的治理方式；其次，舜帝断然惩处了治水无效又乖张作乱的共工势力与鲧势力，迅速安定了尧帝末期的社会混乱；再次，舜帝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治水联盟，以禹族（夏族）、伯益族（秦族）、契族（商族）、后稷族（周族）四大族群为治水主力，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第四，舜帝顶住了当时社会的偏狭经验意识，大胆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担任治水领袖，将禹的天才性治水新思维——疏导治水，变为了有效的社会实践。

大禹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