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革开放思想大突破就是打破囚笼，开始思想解放，以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而不是以某种经典言论作为检验标准。今后的文明史研究、历史研究中，这是我们发现新架构、新体系、新价值观念的必经之路。

任何历史创新都来自于曾经的历史实践的创新发明或者开掘，如果不重视历史实践一味翻古人写的个人著作。历史上的经典作为治学大师们留下的著作，当然也是有认识的价值，但是出于每个人的立场，可能其中自然免不了某种偏颇。诸子百家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陷，都有需要修正和弥补的地方。用任何一家的观念去衡量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未免都有差错。我们一定要立足于广阔的历史实践、历史效果，依据这样的立场看待历史。很多无谓的争论会得到很自然的解决。

我们的历史上怎么都是“问题人物”

中国国民的历史共识点很少。我们努力多年申请，召开了一个对话中国的论坛，去年夏天终于在西安“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做了一个分论坛。在会上展现了近些年我们关于中国文明的基本思想，比如说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对文明史的梳理有哪些基本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为什么要有文明史研究中国，“对话中国文明”对我们确立民族的话语权会带来什么好处等等。这些理念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西方学者也得到了大体的共识。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因为无法进行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

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有两个倡议，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倡议就是希望中国以国家层面的权力去保护和明确具有历史标识性的中国历史人物，明确几个历史坐标，把这个历史坐标在国家层面确立下来，不要处于纷纭争论的状态。

比如黄帝陵的问题、炎帝出生地或者纪念地的问题。如果说黄帝的祭祀地大体清楚了，那么炎帝还在各个省之间争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个民族，本来在这问题上就应该是国家为主导，明确基本坐标，不能再允许各省这样争论。

黄帝陵

炎黄之后，大禹治水，五帝里面大禹是贡献最大的，当然不是说唯一，而是说他在一个历史坐标上创立了国家，是五帝禅让制的最后一个人。秦始皇自然也是一个坐标。

而在近代史上，中国比如说两次共和，历史代表人物应该选谁，很清楚，不管怎么争论，无疑应该是孙中山和毛泽东。

我们倡议这些人的陵墓应该在国家层面保护下来，明确起来，不要再出现争论了。如果国家在这方面永远不做主导，对自己的文明标识性的历史遗址永远不做主导和确认，这种纷乱现象会愈演愈烈。

西方反对像凯撒大帝、罗马帝国这样的标志性的政治领袖和时代的人是极少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不允许，二是长期形成的国民观念中，国家主导的定性早已经做了，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而我们国家在史学评价上没有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是问题人物，所有的事件都是问题事件。我们号称世界上研究历史最清楚的国家，天天有记载，年年月月有记载，没有一天发生的事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是模糊的，是没有共识性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必须改变。

我们中国在历史认识上，作为个人来讲，各种社会思潮包括与世界思潮的接触都是很先进的。但是说社会整体意识，我们一旦走向定论性的，哪怕地区普遍性的认识都很难达到。对中国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在中国都很难达成最基本的结论。

这些年来社会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就是整个社会层面，民间新的历史意识正在形成。而且人们正在对包括原典主义、传统王道旧史观念，对这些既往审视历史的标准都进行了重新的反思，而且这个反思在近十几年表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接近真理的层面。因为很多东西让我们得以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架构进行新的揭示。

历史上张冠李戴的用五大社会形态分析中国历史，这种划分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过去整个社会或者以沉默对待，或者以辨析对待，或者个别学者以专门的形式论述——比如全面研究封建这个概念是怎么在中国出现的，怎么弄错的，怎么不适应的，中国本身不存在这么个“封建社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上海作为民间思潮的前沿阵地、前沿地区，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年轻人的酝酿之地，我觉得一如既往起到了非常好的前沿作用。

（本次“观天下讲坛”《对话孙皓晖：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由观察者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主办，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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