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法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循规蹈矩。因此，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问题是，中国过去的100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其实不是稳定现有的秩序，而是要发展中国，要改革创新。为什么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工商业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如今还有45%的农民，在未来的20年如果再继续增加城市人口，还要增加20%，就是城市人口到75%-80%，才算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因此改革与法治之间是有矛盾的。许多人讲，领导干部不守法是法治的最大难题。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但更深刻的超出道德善恶的更大问题，在我看来，是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大家想想，如果1978年我们就搞法治，一切遵循先例，怎么可能有改革呢？当然你可以说先修宪。但所有的改革都是探索性的，有时需要进，发现不合适还需要退，尤其在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小平同志才讲，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其他的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如果真要矫情，确实可以说，改革没有遵守法治。

今天中央强调依法改革，依宪改革。即便如此，这仍然必须有突破规则和制度的地方。比如说自贸区，全国人大就决定一些法律暂停适用[A2]。但如果真要矫情，全国性的法律就应当全国适用，为什么在自贸区可以暂时不适用？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绝对正确的结论的。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的。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仍然是发展和改革。如果是中产阶级了，你已经是千万、亿万富翁，你说要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如果还有很多像在座的比如要出去创业的，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的，对他来说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没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哪个冲突？因此大家注意，如果全都是改革，天天强调改革，总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中央提出新常态，这个不是追求新常态，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某种程度会缓和这个状态。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过分动荡的话，过分急剧的变化，很多人觉得不幸福。

举一个例子，许多男孩子花心，过一年换一个女朋友，但是让你每天换一个，你受得了吗？就算你20岁受得了，50岁受得了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觉得我就喜欢别扭，那是在你特定时期，每个社会都会慢慢慢慢的在改掉定型下来需要稳定，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从九十年代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慢慢把成功的制度要稳定下来。不稳定的话，人不会幸福的。

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有过一个研究，什么情况下自杀会增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变革时期，他稳定预期被打破了，原来东西没有了，容易产生幻觉，会自杀。社会老百姓觉得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有问题。如果要平衡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可能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一到法治建设上就可能忘了。比方说，新加坡吧，说来说去不过是40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小国；就相当于北京的海淀，或是上海的浦东。如果要在10年20年内把海淀建成法治社会，那会容易多了，因为都是城里人，文化上经济上同质程度很高。

但在中国做事情真的就像毛泽东同志80多年前讲的，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小国想不到的。山川地型，大国就一定要考虑防止分裂的问题，大国更可能各地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更可能有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等等。比方说，中国有很多法官是当地的，很多人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若是法官全来自外地，当地老百姓说方言，你法官全说普通话，怎么办？给每个人配个翻译？而翻译又可能是当地人。这个问题在上海都会遇到。上海市招法官，都会考虑说上海话的问题，因为还有些上海百姓能听懂普通话，但说不了普通话。

这就是中国国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

中国还有农村问题，有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不是小问题，它包含我前面讲的一个东西，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法治的运行。将近20年前，中国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辩制，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各自出示证据，相互质证等等。实际上通常都是请律师出庭辩论。改革之初，我觉得很好，现在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我到农村一看，这个改革在许多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基层没有律师，律师基本不下农村，因为农民没什么钱。这种情况下农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辩？[A3]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什么是辩论呢？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大家不要觉得可笑，这是法官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的解说，否则真还说不清什么是辩论。而且，没有律师，让两位农民自己“辩论”，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语，常常会发誓赌咒，口头禅不时会冒出来，事实上就像是吵架。

农民又不懂得法律语言，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经常会带着脏话。但脏话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那么脏，是知识分子老觉得那是脏话，而且变成了口头禅，变成实体想象的时候才会变成脏话。大家注意，脏话在知识分子头脑里变成脏话的。农民讲他妈的并没有什么，那是亲热。你小子他妈的混得不错，那是脏话吗？知识分子讲，他妈的，他妈的，就变成脏话了。因此这时候他说，你们别骂人，真的是这样，我就坐在法庭在那儿听。法庭宣告以后，动不动带着他妈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许多法律其实在农村一定是变形的。比方说继承法，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力；而且，在城市里，就一个女儿，不给女儿给谁？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儿子和女儿，通常女儿都不继承。也不是歧视女性。首先是女性不赡养父母，20上下就出嫁出去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顺，也不可能真正赡养父母。而不赡养父母为什么又要继承父母遗产？权利义务对等。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为其准备嫁妆，也就是从家中财产分割了一部分，等父母去世又回来分遗产，这也不合理。第三，之前农村的遗产基本都是实物，没有什么金钱，你把家里剩下来两千斤粮食，背三五百斤走？家里的八仙桌、椅子，搬两个走吗？房子上拆一根柱子走？这实在是不现实的。谁要这么叫真，那把亲情都搞没了，还不如留给了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因此民间的规则其实非常有道理，并非歧视女性。而如果哪位法官真的为了法治的统一，顽强推进这类显然更多考虑城市情况的法律，即便他自己想着追求公平，其实恰恰把农村的公平给打破了。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在我看来，关注中国国情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我，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太一致了。1978年，大家都很穷，虽然怕惹出大问题，但大家都觉得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活经济，要国家富强，要百姓富裕，因此许多政治法律的决定，社会中的阻力并不太大。但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今天我看到网上报道中央发文件，说国家机关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女性干部60岁退休；大学里面有高级职称的60岁退休。但在另一层面，有很多工人不愿意推迟退休，如果他55岁退休，他到社会上还找份工作，挣的钱就会比在单位挣的多。但是如果是领导干部，或是高校的教授副教授，他们推迟五年、十年退休就可能很高兴，甚至求之不得。而在立法上，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包括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你一旦为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建筑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所有这些难题，我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告诉各位，希望各位意识到这些难题，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了，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我们这代人比较穷，出国学习后读了很多书，总感觉中国是落后的，所以一直是以学为主，动不动就说外国“如何”，而不是细致分析“为何”。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有自信。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尽管有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甚至也不因为是中央的决策。与我今天讲的理论逻辑一致，我的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你们身上的穿戴和用的都来自四面八方，网购更是将市场扩展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政治上的变革也非常重大。说实话，我关心的政治转变和许多学人不同，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而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这一点我是到2008年汶川地震才比较放心了。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就可能分裂。中国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感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这会大大降低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注意，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认同，那么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比如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都是因为民主了，反而令国内不同派别间分裂了，而往往是所有的民众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的科学话语。我们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经济学的思维渗透到方方面面，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是这样。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中，能用英文写信的人会超过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在座能够看英文书的人一定超过能读《尚书》的人。甚至世俗文化上也有了重大转变。在座的人有几个真的愿意看黄梅戏、京剧？爱看电影的一定很多。

而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苏力

2015年4月2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