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和美国学者谈十九大，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他们往往从价值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或者从利益博弈的角度看待今天中国的发展。而我们中国人则往往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出发。因此要想理解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以及中国政治，就需要回顾这五年中国取得的成就。这一共有三个维度：

第一，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的大国，只要能保持国家稳定和发展就是优秀——至少是合格——的执政者。应该说，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制度和执政群体的最基本标准。但考虑到中国的规模，这却也是难度最高的。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都做到了。只不过大家都习以为常，往往忽视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仅仅一个人口不过六百多万的利比亚失序，就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冲击和挑战。

第二，从国际视野来看，同一时期的五常大国领导人，究竟有何人能和中国一较高下。

英国首相卡梅伦（2010年-2016年）号称是近两百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就任时仅43岁。应该说整体而言卡梅伦并非庸才，英国在他领导下摆脱了经济危机，更英明的、非常积极的要和中国打造“黄金十年”，而且他能够顶住美国的巨大压力第一个加入亚投行，堪称大手笔。然而他名留史册甚至堪称改变英国国运以及欧洲历史走向的政治举动却是英国退欧。此举的严重后果非本文重点，我们只能说在面对国家重大命运的抉择时，他未能经受住考验。

和习近平同一年执政、任期也为五年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被认为是第五共和历史上能力最差的领导人。他的支持率后来跌至个位数，被冠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总统”的称号。如果说卡梅伦还有善可陈的话，奥朗德几乎一无是处：经济停滞、债务和赤字继续攀升、失业率高企、恐怖袭击此起彼伏、内阁高官丑闻不断、民众的悲观程度高居世界各国之首。甚至当他以未来政治生涯为赌注，公开声明如果不能降低失业率，将放弃连任，都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

他任期内或许被人们记住的是曾宣布两个紧急状态：一是经济紧急状态，一是军事戒严（持续至今）。把一个国家搞到这种程度，在全球也是难有人望其项背了。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2012年再度竞选成功，但这五年被世人记住的只能是和西方的全面对抗：吞并克里米亚、武力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以及美国认定他干预了大选。普京从1999年担任总统以来，确实表现优异，政治稳定，利用能源价格上升恢复了经济增长，也重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他在事关国家未来的重大事项上却乏善可陈：政治上，借民主外壳建立了不可持续的强人模式，经济上则没能改变俄罗斯依赖出售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拥有核武器的沙特”。

最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2016年）。8年来，从政治上讲，他未能遏制民粹主义的崛起，或者说他的执政激发了民粹主义的高涨，从而为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已全面显现。经济上，他2008年竞选时最重要的两大承诺完全失败：一是要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降低到5万亿，结果却是大幅增长到20万亿美元，相当于此前两百多年美国的债务总和。一是发誓建造高铁，结果8年寸铁未建。军事上，如果克林顿时代对外使用武力是“进的去，退的出”，小布什时代是“进的去，出不来”，奥巴马则是“既进不去，也出不来”。

最后也不妨看一下世界另两个重要的国家——日本和德国。日本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自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近三十年停滞，历经十六位首相都无计可施。2012年再度执政的安倍提出“安倍经济学”，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好的，但默克尔却在事关国家安危的难民问题上做出了和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决策：放开边境完全接纳。应该说，默克尔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类似，日常治理国家还不错，但在面临重大、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事项时却未能经受住考验。

上述国家都算的上是当今世界一流国家，然而其领导人的能力和治国成就显然与中国不在同一水准。

第三，从中国自身来看，十八大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领导人堪称当今世界最有作为的领导人。这一点就是在西方也获得公认。

根据被黑客解密的邮件，美国前国务卿、曾竞选2016年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对习近平的能力赞不绝口。应该说，这种私下、不公开的邮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判断和立场。毕竟公开肯定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是一个制度不同的中国，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自由氛围中是被禁止的，是政治不正确。

不过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讲，中国领导人的五年作为打破了西方一个论断：即威权国家存在人才逆向淘汰规律，只有唯上、讨好奉迎的领导人才能胜出，最终由于领导人的能力下降而导致治理不可持续而败亡。

我们如果从事实出发，政治人物的逆向淘汰恰存在于西方民主体制中：谁能迎合最大多数、只看眼前和身边利益的普通人，谁就能赢得选举，能力和经验都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长期以来难以选出优秀的领导人物，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好冲动、睚眦必报、说话低俗都到了少儿不宜程度的特朗普能够成为美国总统。